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又名《大戴礼》《大戴记》）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大戴礼记》并非一人一时所写，一般认为该书中的文章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共同创作而成，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传，《汉书·艺文志》泛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西汉人戴德从中选录八十五篇编辑成书，被称为《大戴礼记》。

《汉书·儒林传》提到，汉代有三家传习《礼》记，分别为戴德、戴圣和庆普。戴德抄选的《记》文有八十五篇，被称为《大戴礼记》。而戴德的侄子戴圣抄选的《记》文有四十九篇，被后人称为《小戴礼记》，以示区别。

戴德，西汉梁人，字延君，世称“大戴”，西汉经师和学官，是今文礼学的“大戴学”的开创者，与侄子戴圣、庆普同师从精通礼学的后仓，学成后三人皆成为博士。戴德曾任郡太傅，其傅徐良因习《大戴礼》而成为博士，曾任州牧、郡守等官职。戴德大约生于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在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被任命为幼子刘兴的太傅，去世时间大约在成帝阳朔二年以前(公元前23年)。因此，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时期是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23年之间)。

关于《大戴礼记》成书年代情况，学术界观点较多。最早提及《大戴礼记》这部书的是汉代X学者郑玄。唐孔颖达《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记载：“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玄学通五经，尤其精通于礼学，曾师从太学博士东郡张恭祖学习三礼。

王葆玹先生在《礼类经记的各種傳本及其学派》一文中，根据《汉书·玄成传》的记载，推断《礼记》一书的成书时间在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之后。以此类推，他认为《大戴礼记》的成书时间应该略早于《礼记》。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刘修之墓被发掘（墓葬时间为宣帝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从该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整理者发现有两篇残简，分别是《哀公问五义》和《保傅传》。虽然这两篇竹简的内容尚未公布，但《大戴礼记》中的这两篇能够集中在一起被发现，似乎蕴含着《大戴礼记》成书的一些信息。丁进因此认为，“两篇文章同时出现本身说明它们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大戴礼记》篇目。前者讲修养，后者讲教育，其用意十分明显。因此将该批书籍下葬的日期视为《大戴礼记》成书的下限。”

近现代学者王文锦最初认为《大戴礼记》编定时间在东汉时期，收录的文章大多产生在公元之前，其中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在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汉墓中，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传》两篇竹简简文被证实为《大戴礼记》的一部分，而简文所记载的最晚时间是汉昭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因此王文锦认为《大戴礼记》的编成时间早于东汉时期，应编定于西汉，且略晚于《小戴礼记》，所辑录的文章也主要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礼记》原本是对《礼经》的“记”，是对经义的说明和补充发挥，《礼记》就是对《礼经》经义的阐述和发挥，是从属于《礼经》的。《汉书·艺文志》提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礼记》是“七十子后学”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礼学传习过程中形成的，依附于《礼经》一书。到西汉时期，传习的“记”已经不多，戴德利用《记》文献编选了《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大戴礼记》记载了古礼逸文、古史旧闻、明堂制度等，阐述了孔子与曾子关于仁政、德治、礼教、教育为本的理念，以及君子的德行和孝道等内容。其主要内容来自戴德从孔子弟子及后学说礼的131篇文章中所挑选130篇文章，并加入了33篇《明堂阴阳记》、7篇《孔子三朝记》、21篇《王氏史记》和23篇《乐记》。其中治历明时的有《夏小正》一篇；关于古礼逸文的有《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等篇；关于古史旧闻的有《五帝德》《帝系》《文王官人》《武王践阵》等篇；关于《孔子三朝记》的有《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关于孔子语录的有《主言》《 哀公问五义》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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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的《大戴礼记注》十三卷，其部分篇目在宋代曾得到朱熹、杨简、王应麟的注释。然而，自唐至明，对其研究甚少。直至清代，孔广森、王聘珍、汪照、洪颐煊、孙治让、王树神和戴礼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留下了丰富的注释和解读著作。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充分准备校勘工作，广泛收集多个版本；清朝王聘珍所著的《大戴礼记解》最为精审，该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在经文校勘方面，他反对根据其他书籍如《孔子家语》等来增删《大戴礼记》中的字句。

《大戴礼记注》是北周卢辩的注释本，共计十三卷。卢辩是北周范阳涿县人，北魏正光初年的秀才和太学博士，他学识渊博，从魏孝武帝时期到关中，西魏的太子和诸王都向他学习。宇文泰当政时，卢辩参与了朝廷的各种制度建设，深得宇文泰赏识，官至大将军，去世后被追封为范阳郡公。《大戴礼记注》中，有五卷共计十五篇没有注释，其余八卷二十四篇有注释。虽然该注原未注明作者，但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确定为卢辩所著。然而，此注自唐宋以来已散佚大半，现存的部分也因与原意不符而难以理解。此外，该注的注释较为简略，未注之处较多，已注之处也有许多不当之处。在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他们以《永乐大典》的版本为基础，对《大戴礼记注》进行了重新校正和收录。

《大戴礼记》在唐代后传承不足，文字错乱严重，清代学者面临重要问题，即通过校勘恢复其原貌。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充分准备校勘工作，广泛收集多个版本，包括宋刊本、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卢文召校本和戴震校本，作为校对依据。例如，《王言》中“教定则正矣”一句，孔氏根据朱本修正“则”字；《哀公间五义》中，孔氏吸收戴震校本成果，注明脱漏的《荀子》内容。《诸侯迁庙》《诸侯畔庙》等篇，记录了诸侯礼制，弥补了《仪礼》的不足。《五帝德》《帝系》两篇，载有上古帝王世系，为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提供了依据，是探索史前史的重要文献。《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月令，其中被称作“经”的文字，据传自夏代，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天文星宿、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学、气象学、农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戴礼记解》是清朝王聘珍所著，他花费三十多年研究《大戴礼记》，这部作品是他平生精心之作。该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王聘珍仿照郑玄的《三礼目录》，为该书编写了《目录》一卷，描述了每篇的名称、来源和顺序。在经文校勘方面，他反对根据其他书籍如《孔子家语》等来增删《大戴礼记》中的字句。他在自序中说：“只依据传统的旧版本，不进行增删改动。对于明显的错字，则注解说明应该是什么字；或者由于古今文字不同，存在假借现象，读音相似，意义相通，则注解说明应该读为什么。在解释时，主要依据《尔雅》《说文》以及两汉经师的训诂来解释字义。对于常见的解释，不再标明出处；对于稍微深奥的内容，必然引用原书；也大量引经据典，以证明其义。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X没有X之言。”旧说中有可取之处，则加以“卢注云”以作区分。在礼典与器物的详细辨别上，以先师康成的论述为主导。

由于礼学以郑氏为专，而其学又深受他生平所敬仰的诸位大师影响。他在维护旧本原貌的同时，根据古训进行注释，成果显著。但过于强调他校的做法，反而忽视了旧本的独特之处，部分释义也显得牵强。然而，总体来看，此书瑕不掩瑜，是研究《大戴礼记》的佳作。推荐使用王文锦先生的点校本，以《广雅书局丛书》为底本，用咸丰元年（1851）家刻本进行对校，所有校正均有校记。标点以王氏注解为准，内容根据内容划分段落。书前有王文锦先生的前言，深入探讨了大、小戴《礼记》的成书过程、研究状况与价值，观点精辟，是目前X的读本。中华书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

《大戴礼记》收录的篇目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这种文体形式决定了其语言风格。它以日常用语为基础，展现出平易近人、朴素自然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人们常用的语言通常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这一点在《大戴礼记》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曾子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某事的看法，并坦诚地向孔子请教。这种直白的对话方式，既体现了曾子对孔子的尊敬，也显示出他渴望得到孔子指导的真诚。在师生之间的问答中，孔子作为师长，与弟子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为地位差异而显得拘谨或客套。他们之间的对话简洁明了，有问题就直接问，没有过多的顾虑。这种坦诚、直率的交流方式，也体现了《大戴礼记》语言风格的特色。

《大戴礼记》语气词在古汉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显露出个人的情感。上古时期，由于语调无法明确表达情感，人们开始使用语气助词来弥补这一缺陷。语气词的使用往往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因此能够真实地反映说话人的情感。在《大戴礼记》中，通过使用不同的语气词，如嘻、哉、矣等，来表达自己对所听内容的意见。例如，哀公听完孔子的讲解后，连续使用了三个语气词来表达对孔子的赞同和尊敬。这些语气词的位置各不相同，但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哀公对孔子的解说十分赞赏。在《大戴礼记》中，有时会多用语气词，有时会单用，这通常是随着当时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能够真实地表达个人的情感。

《大戴礼记》保存了《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壳》《公冠》等先秦礼典，为后世学者研究先秦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四篇性质与《仪礼》所含十七篇一致，可以确定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礼古经》五十六卷中的四篇，即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坏壁中得到的古文经。沈文倬先生指出，《仪礼》所载典在春秋时期现实生活中确实经常举行，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因此，《大戴礼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等篇章是考察研究先秦存在的诸侯迁、宴会上举行的投壶礼的礼仪形式、细节的文献依据。

儒家学派在孔子去世后分化，产生了多个派别。《韩非子》提到，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八派。各派学者撰写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大戴礼记》中保存的“曾子”十篇是研究儒家主流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而《子张问入官》《孔子三朝记》则是研究子张学派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儒学发展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大戴礼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朝事》《公符》等篇目，详述了诸侯的礼制，为《仪礼》提供了补充。而《五帝德》和《帝系》两篇则记录了上古帝王世系，为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提供了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夏小正》一文，作为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其中的“经”字据传自夏代，深刻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天文星宿、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学、气象学和农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的内容论述了立身孝行的要点（包括《立事》《本孝》《立孝》《大孝》和《事父母》），其次讨论了行礼秉德、居仁由义的原则和进退有度的事宜（《制言》上、中、下篇），再进一步阐述了进德修业的重要性（《疾病》篇），最后深入探讨了天地阴阳、礼乐律历的道理（《天圆》篇）。这一系列内容涵盖了修身养性、君子人格塑造、主体精神确立、孝道实践、仁政礼治实施以及儒家天道观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X。曾子在孔子去世后，留居鲁地，积极弘扬儒学，广收门徒，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戴礼记·明堂》集殷周明堂制度于一体，九室象征九宫，继承了十月历的明堂制度。九室36门、72窗与十月太阳历每月包含的天数、五行天数相呼应，十二堂对应阳历十二月。据《通典》记载，明堂有外搏二十四丈应节气，二十八柱象七宿，均为汉代增设。《大戴礼记·明堂》融合两种历法、文化传统于一体，形成巧妙结构。

《大戴礼记》最早由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提及。在北周时期，学者卢辩开始为《大戴礼记》作注。到了宋代，傅崧卿为《夏小正》篇作注，形成《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南宋的朱熹在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时，选用了《大戴礼记》中的九篇，部分沿用卢注，部分自作注解。后来，他编撰的《先圣大训》一书中，又从《大戴礼记》中选取了七篇内容加以敷演。元代的吴澄在编撰《仪礼逸经》时，也从《大戴礼记》中抽取了五篇。然而，这些著作都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在清代，随着朴学的兴盛，学者们对《大戴礼记》的研究兴趣大增。阮元曾表示：“如今学者皆以《十三经》为目，其实除了《十三经》，更应大力研究的，就是《大戴礼记》。”洪亮吉等学者更是提倡将其与《十三经》并列，称之为“十四经”。清代学者研究《大戴礼记》的专著众多，或对全书进行注解，或专注于某一篇章。据王锷的《三研究论著提要》记载，现存的清代研究《大戴记》的专著共有十三种，其中汪绍的《大戴礼记补注》、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以及王树枏的《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四部最为X。对于《大戴礼记》中的单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夏小正》上，现存的著作有张岐的《夏小正传注》等四十七种。而关于《孔子三朝记》的研究也有四种，其中洪煊的《孔子三朝记》最为知名。

1964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X会出版了阮廷焯先生的《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一书。阮氏运用朴学方法对《孔子三朝记》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成《孔子三朝记考》一文作为本书的序言。在序言中，阮氏回顾了《孔子三朝记》的研究史，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他特别指出，《左传》中有与《孔子三朝记》相似的文字内容，因此推断《左传》的编撰曾参考《孔子三朝记》，从而得出《孔子三朝记》的编撰时间可能早于《左传》的结论。

1973年，台湾X印书馆出版了高明先生所著的《大戴记今注今译》。高氏对《大戴礼记》的四十篇内容进行了解题说明，并对疑难字词进行注释，最后用白话文逐句翻译。

1981年，台湾师范大学庄雅洲的博士论文《夏小正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其指导教师为高明、周何雨位先生。庄氏的《夏小正研究》一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夏小正书录》，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列举了各个时期的研究著作，包括汉代、晋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国七个时期。每一种著作下边分为作者、著录、序跋、板本和评论五项，详细解释了相关情况，对于了解该著作具有重要价值。

1991年，刘韶军和谢贵安的X《太玄大戴研究》出版。谢贵安在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大戴礼记》的研究，其收录的《大戴礼记校正》是其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在研究过程中，谢氏对《大戴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价值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大戴礼记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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