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

中央军是中国国民X时期，直接听命于南京中央X的军队的总称。由于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X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掌握着X的中枢，因此，中央军也代指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南京X军事武装。

1924年，致力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在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1924年，蒋介石将X期毕业的600名学员留下大多数，又从家乡浙江募兵3000人，编成2个教导团。之后又从各届毕业生中陆续补充军官，于1925年把教导团扩建为第1军，之后又扩编为X集团军，1925年，新成立的国民X对军队进行整编，蒋介石将X粤军第4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师，编入第1军，日后成为蒋介石数百万中央军的雏形。

蒋介石的第1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后，进一步增编第14师和第20师，总兵力共计5个师17个团约8万人。1926年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第1军军长由何应钦接任。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在第1军不断高捷打出黄埔生威名的同时，蒋介石以黄埔军校后续毕业生为基干，通过招募新兵、收降军阀部队作为兵源，将第1军扩充至7个师，将黄埔军校第四期2个学生团扩编为新编第1师和新编第2师。以军校高级班、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军士教导总队为基础成立新编第3师，以黄埔先期毕业生为骨干陆续成立8个补充团，黄埔军校的校军稳步发展壮大。1927年，蒋介石的继任者何应钦将第1军扩编为3个军。1928年2月，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政委主席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党、军大权，对黄埔校军进行整编，进一步提升校军实力，中央军部队达到20余万人。这一时期，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以黄埔系军人为主。至1928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四个集团中只有一个集团军。而X集团的军团长中，3人为旧军人，只有刘峙1人为黄埔嫡系，师长以上者绝大多数也为旧军人，只胡宗南等为黄埔一期毕业。

中央军的X蒋介石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借编遣裁军之际，进一步壮大嫡系部队，使黄埔军校校军在经过缩编后仍然达到6个师36个团15万人。由于蒋介石时任国民X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身兼中枢部门多项要职，人们将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武装改称中央军。蒋介石以此6个师为基础，开始新一轮将的中央军“建军计划”。

1928年8月，国民党通过编遣军决议案，蒋介石欲以编遣的方法，削减地方军阀军队，暗中扩编自己的中央军。后因编遣中的营私舞弊被其他军阀所反对，编遣方案未能真正设施。之后，先X行了蒋（蒋介石）桂（桂系李宗仁）战争、蒋（蒋介石）冯（冯玉祥）战争和蒋（蒋介石）冯（冯玉祥）阎（阎锡山）中原大战。在作战中，蒋介石的中央军采用军团制共三个作战军团，一个预备军团。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战败的冯玉祥部收编，改编为十七、二十二、二十六路各军。1930年，蒋介石对红军作战并进行“围剿”，又一次对自己的军队进行编组。至1934年，蒋介石将全国军队增加到72个军，共187个步兵师、13个骑兵师、60个独步旅、23个独骑旅、7个独炮旅，30个独炮团、12个独立工兵营，全军共约一百几十万人。

中央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黄埔系的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三大派系。原黄埔军校教官陈诚以18军为基础发展到10个军，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最大的军事集团；同为黄埔军校教官的汤恩伯以13军为基础，到解放战争时期，其部队总规模达到四、五十万人之中，成为中央军的主力；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的X期毕业生，以第1军为基础，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经拥有40万的兵力，势力范围遍及中原和西北直至X一带。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先后组编20多个重兵集团，包括廖耀湘、邱清泉和黄维三个X兵团，成为中央军的精锐。中央军的其他主力还包括黄百韬兵团、侯镜如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李延年兵团等。抗战时期，全国118个军长级人员，黄埔系军长在40-50之间，不足二分之一，旧军队仍然多于黄埔系军队，但黄埔系军人已占居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才以黄埔系军人为主。

解放战中中后期，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大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其中汤恩伯集团在京沪浙一带被X的部队消灭。占据整个西北的胡宗南部被X的西北X军消灭。中央军重要组成部分的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整编11师）、原74军（整编74师）先后被解放军消灭。廖耀湘、邱清泉、黄维等三大X兵团以及中央军的黄百韬、侯镜如、李弥等兵团也先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其中以陈诚的18军为骨干的黄维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全部消灭。

1925年7月，国民X在广州成立，8月组X民革命军，国民X设立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机关，负责统率全军。1926年4月，蒋介石被推举为军委会主席，6月又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建立国民革命军总部，总部下辖8个军。总司令对国民X和中国国民党负责，初步形成集中军事私有制，实现军事X制，国民X的军队国有制改变为军队私人所有制。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X，修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设参谋总长、次长各1人，战时设政务委员会，处理政务，设总务处，由总司令直辖，总司令指挥作战区内一切军民财政和外交、交通等事务，将总司令的职权扩大到行政方面，总司令蒋介石综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直辖各陆军总司令与指挥，以及各军长和独立师长，其军事私有权空前牢固。

总司令部组成

随着蒋介石职位的变化，国民革命军《军委会组织大纲》和《国民X组织法》也随之修改和变动，军事大权始终在蒋介石一人手中。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军委会又改编各机构为X至第六各部，以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1939年，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统一全面指挥党政军，成为最高元首。1943年，蒋介石担任国民X主席后，于1946年，将军委会和军政部撤销，建立国防部，各办事机关为六厅、八局、三处和一个委员会，白崇禧任特任部长。之后又设参谋本部、陆海空军和后方联合勤务等总司令部等，均直属国府主席蒋介石，由参谋总长进行指导。

随着蒋介石职位的变化，1930年先后设郑州行营、开封行营、南昌行营、洛阳行营、汉口行营等。1938年之后又先后设立重庆、广州、西安、桂林、昆明、汉中、东北、北平等行营，既是委员长个人的行营，也是蒋介石安排要人以夺取其军权的机构。1946年5月，委员长行营撤销，先后设立重庆、东北、广州、西北、武汉等国府主席行辕，其机构和作用形同行营，军事上收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指挥。

绥靖督办公署和“清缴”督办公署和行营、行辕一样，都是跨省地方机构，秉承国府主席意旨办事，受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其地位、作用和行辕相同。1930年至1948年，先后设立有江苏绥靖督办、豫鄂皖绥靖督办、豫陕晋绥靖督办公署等，湘鄂赣边区、川湘鄂边区“清乡剿匪”督办公署等，以及川鄂边区、豫鄂皖边区、滇黔、川康、广西等绥靖公署，徐州、郑州、衢州、川黔湘鄂边区、西安等绥靖办公署等。1948年5月以后，改设武汉、西北、广州各行辕为绥靖公署，新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长沙绥靖公署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等。

1937年8月，国民X设立8个战区和4个预备军司令长官邸，之后多次调整，并设立第9战区、第10战区等。1942年3月，设立缅甸远征军X路。1943年设中国驻印军总部、驻缅甸远征军总部，由美国装备新1军、新6军。1945年之后多次对战区进行调整、撤并，新设第11、第12战区和4个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官级别和战区相同。各战区共辖40个集团军，加上直属军和其他各军共计124个军。解放战争期间，设华北“剿总”、东北“剿总”、徐州“剿总”、华中“剿总”等。

至1942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国民X不断消灭、吞并各地方军阀的军事势力，从表面上真正统一了中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结束军阀割据局面。截止1946年，蒋介石的中央军约400余万人，除山西的阎锡山部、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和云南的卢汉等军阀势力外，以蒋介石私有制为特点的中央军已基本控制了国民党X区。只有中国X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新4军占领着大量的原敌后根据地，不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控制。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有明显的派系之分：蒋介石自己的嫡系军队，就是中央军。而由地方军阀依附于国民X的部队，相对于中央军就成了“杂牌部队”。而中央军又分为三个层次：由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指挥的部队，属于中央军嫡系，主要是陈诚的“土木系”（第十八军拆字为土木）和“黄埔系”；在北伐战争中不断收编的部队属于中央军的旁系；第三部分则是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后失去地盘的薛岳、谭延闿等部队。

1924年8月，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何应钦任团长。12月2日，教导团改为教导一团，并于26日成立教导二团，王柏龄任团长。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将教导2个团编为党军X旅，并组建党军司令部和教导第三团。7月，教导团与军校分离，将军队完全党化。

黄埔军校校军（教导团）编制

1925年7月，国民X军事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进行改编，先后了X至第八共8个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军队，二是归附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队，三是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其中只有第1军是由“党军”和X粤军第4师改编而成，奠定了蒋介石中央军黄埔系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第1军序列（截止1925年12月）

1936年初，国民X军事委员会成立陆军整理处，对陆军进行整顿和装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隶属于国民X的182个步兵师中，只整编完成50个师。直属军政部有4个炮兵旅，约600辆战车，以及高射炮部队等。截止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X陆军共有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170余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接受国民X改编，纷纷开赴抗日战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随之扩大编制，总兵力达到200万人，其中从北伐起就跟随蒋介石以及战败后被改编为中央军的共计30个师。海军部队有100艘舰艇，总吨位7万吨，海军陆战队约3800人。空军部队共有各种飞机720架。

抗战胜利后，从1936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实行整编，将3师9团制的军缩编为2旅6团或3旅6团制的师，后因全面内战爆发而停止。截止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正规部队共有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海、空军19万人，海军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

1945年初至1946年，蒋介石分期分批整编其军队。计有整编军、整编师和整编旅等，一般辖两旅或者三旅，一个整编师即一个非整编军，所以有时叫军有时又叫整编师。整编师之上有整编军，相当于一个集团军或兵团。兵团下辖整编师或整编军。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多予以整编，而杂牌军多为一般非整编军。经过1945年底的整编之后，国民党全军共89个军（或整师）左右，共242个师，又2个旅、29个团、2个骑兵军、13个师，共计480余万人。截止1949年，正规军为242个师或整编旅，共计203万余人，其中美械装备106个师。

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军为了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先后组建了20多个X兵团，其中实力最强的廖耀湘兵团、邱清泉兵团和黄维兵团被称为三大“X兵团”，全部为美式装备，先后投入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后被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全歼。

廖耀湘兵团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其中新6军是国民党军队中X批接受美式装备的部队。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空运至东北，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线部队。1947年8月，陈诚将新6军、新5军、第49军等精锐部队组建第九兵团，总兵力10万，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廖耀湘任兵团中将司令官。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东北X军发起辽沈战役，在辽西一带全歼廖耀湘兵团，并将廖耀湘俘虏。

被俘虏的廖耀湘（右下）及部分官兵

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第十二兵团，下辖第18军、第10军、第14军、第85军共12个师，全部美式装备，由黄埔军校X期毕业生黄维任司令官。1948年11月，华东X军和中原X军发起淮海战役，将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包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12月15日被全歼，将黄维俘虏。

被俘虏的黄维

邱清泉兵团包括“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74军，其中第5军是国民党军X支机械化军。1948年6月，蒋介石挑拨精锐部队组建第二兵团，下辖第5军、第12军、第70军、第74军、骑兵第1旅，总兵力12万人，杜聿明兼任兵团司令，10月，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华东X军将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至1949年1月10日，将邱清泉兵团全歼，邱清泉命丧陈庄。

邱清泉

五大主力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X在对军队进行整编过程中，出现的“国军五大主力”之说。五大主力指国民党新1军、第5军、新6军、第18军、第74军。整编尚未完成，国民党就发动内战，新1军、新6军和第5军按原来的番号投入内战战场，第18军和第74军分别被整编为第11师和第74师，但其编制、实力基本保持不变，全师兵力3万余人，全部美械装备。

1943年1月，中国驻印度远征军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合编组建新编第1军，中国驻印军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军长，全军换装美械装备，接受美式训练。并参加中国驻印军打通中缅公路作战和中国远征军中印缅战区反攻作战，1945年春整编后下辖新编第30师、新38师和第50师，成为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1946年3月，新1军被海运至中国东北战场，下辖第50师和新编第30师。火力配备：军直属配备105毫米榴弹炮营1个12门大炮；每师配备75山炮营1个12门山炮；各团配81迫击炮1个连4门炮；每步兵营配1个小火箭炮排4支小火箭，1个762重机关枪连8挺机关枪；各步兵连配4门60迫击炮；各步兵班有轻X1挺，X2支。1948年10月，新1军在辽西会战中被东北X军全歼。

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

第5军成立于1938年10月，是国民党军的X支机械化军，其前身是国民X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1938年1月，又扩编为200师，杜聿明任师长，受国民X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之后改编为第5军。1939年11月，第5军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昆仑关。1942年，第5军作为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收复棠吉后撤退回国。解放战争中，1948年6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在淮海战役中的永城陈官庄地区。

新6军是中国南京国民X为了加强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力量，将新编第1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54军第14、50师合编组成新编第6军，隶属于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廖耀湘任军长。1945年，新6军奉命回国下辖新编第22师、第14师和青年军第207师，成为中央军嫡系“五大主力之一”。1947年，李涛继任军长，经过改编后，下辖新编第22师、第169师。1948年10月，新6军被东北X军消灭于辽西大虎山。

新6军首任军长廖耀湘

第74军成立于1937年9月，由51师和58师组成，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所有大型战役，获得国国民党X作战有功军事单位的最高荣誉“飞虎旗”。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等先后担任军长，被整编为74师以后，1947年5月被人民解放军华东X军消灭于山东孟良崮。

新编74师师长张灵甫

第18军成立于1930年，部队中的主要将领都是黄埔毕业生，首任军长是陈诚，继任者有黄维、胡琏均等人。在抗日战场上，第18军先后参与淞沪罗店拉锯战、长江石碑口要塞保卫战、湘西雪峰山会战等，均重创日军。解放战争初期，第18军整编为11师。1948年9月，18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于淮海战役的宿县双堆集。

第18军首任军长陈诚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X召开军队编遣会议，蒋介石以编遣会议裁军为名，削弱各路实力派武装，壮大以黄埔校军为基础的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缩编为6个师，分别由刘峙、顾祝同、钱大均、蒋鼎文、方鼎英和陈诚担任师长。方鼎英退出后，刘峙、顾祝同、钱大均、蒋鼎文和陈诚等五人各有才干，在之后的发展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有的成为国民X中枢要员，有的的称地方大员，被人们称作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也有把卫立煌列为“五虎将”的。

刘峙（1892年—1971年）是蒋介石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中央军高级将领之一，在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中位居前列。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X期战术教官，后任黄埔军校本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兼任战术教官，是教授部最早的11名教官之一。1925年1月，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2营营长，后历任党军第1旅第1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0师副师长、第2师师长等，率部参加两次东征。1925年7月，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任第1军军长，下辖黄埔嫡系部队9个师，10月份被蒋介石特任为南京国民X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任X集团第二军团指挥部总指挥，统辖中央军精锐部队，指挥顾祝同等17个精锐师参加中原大战。10月，任河南省X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任国民X国防会议委员，获国民X颁发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十X纪勋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先后任X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X战区司令长管部副司令长官、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先后参加保定会战、鄂北会战等。解放战争期间，刘峙先后任陆军总司令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部总司令等职，率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最终于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失败。

刘峙

陈诚（18X—1965年）是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的中央高级将领，其统辖的第18军和其它衍生改编的数十万部队，是国民革命军中央军黄埔嫡系最具实力的军事集X系。陈诚19X毕业于保定军校。1924年9月，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后随黄埔军校炮兵两次参加东征。北伐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第1军第21师团长、师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教育处处长、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官等职，跻身于中将级警卫司令。1928年任缩编后的X集团军第11师副师长，对部队进行“中央化”“黄埔系”改造，其所属部队最早实现将原北洋军队改造为中央军黄埔嫡系部队。1928年7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参加中原大战和对江西红军及中央根据地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围剿”作战。抗日战争期间，陈诚先后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远征军作战等战役的策划和指挥。抗战胜利后，陈诚获颁忠勤勋章。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X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任海军总司令。1948年12月，陈诚任台湾省X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蒋鼎文（1896年—1974年），国民革命军中央军黄埔嫡系的重要高级将领，1914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堂。1924年4月，蒋鼎文被黄埔军校录用为X期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先后任军校教导团营长、团长等职，先后参与X次东征和“中山舰事件”。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军长等，参与北伐和中原大战。1931年至1934年参与对江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1936年12月亲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蒋鼎文先后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第三战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陕西省X主席、X战区司令长官等职。抗战期间，蒋鼎文以陕西省为基地，强化河南黄河各段防线，安置内迁工业企业，备战防御日军从山西、河南进犯。1945年蒋鼎文辞职复员。

蒋鼎文

顾祝同（1891年—1987年）是中央军黄埔嫡系的重要将领，中央军“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任黄埔军校X期教授部战术教官。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与两次东征、平定商团叛乱和X滇桂军阀等战斗，奠定其在国民革命军军界的基础。北伐战争期间，跃升为中将军长。1928年后，历任X集团军X军团第9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国民X中央警卫军军长、江苏省X主席等职，参与中原大战，指挥对江西革X据地和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指挥淞沪会战、浙赣会战、皖浙冬季攻势、策应长沙会战、福州战役和萧山诸暨战役、闽海战役、浙东战役等，创设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1945年9月，以中国陆军代表参加中国战场日军受降仪式。解放战争期间，顾祝同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首任总司令、陆军总司令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指挥所主任，统辖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部队，所属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1948年后，先后任国民X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行政院国防部代部长、西南军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等职。1949年赴台北。

顾祝同

卫立煌（1897年—1960年），国民党的“五虎将”之一，属于蒋介石中央军“嫡系中的杂牌”，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早年追随孙中山受到革命锻炼。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X战区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二战区副长官、冀察战区长官等职，参加忻口战役，1942年被国民党当局撤职，1943年，被人民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领远征军17个师共16万人在短期内收复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丁等地。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使中国与海外的补给线畅通无阻。解放战争期间，卫立煌任东北“剿”总司令，辽沈战役失败后赴香港居住。

卫立煌

蒋介石对黄埔系情有独钟，是嫡系中的嫡系，其中黄埔军校的八位教官，被称为“八大金刚”。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和陈继承。

何应钦（1890-1987），是蒋介石X中国大陆时期的军政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国民党军形成、发展及衰败过程中的主要将领。191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1924年3月主持黄埔军校考选下级干部（军校教官及管理训练、教育的官佐）工作，并对这批下级干部入校X行强化训练和操典。同年5月，何应钦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X期）总教官（又称战术总教官）。9月，何应钦兼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团长，10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X主任。1925年之后，先后兼任黄埔军校教导X团、第二团指挥官，4月13日，党军X旅成立后，何应钦任旅长。同年7月任广州国民X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率领所属黄埔校军（党军）参加X次、第二次东征。1925年12月升任X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委员及潮梅警备司令，主持创办陆军军官学校X分校。北伐战争期间，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何应钦先后担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南京国民X军政部部长兼浙江省X主席、南京国民X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35年叙任陆军一级上将，是当时“黄埔嫡系”中央军序列X的一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何应钦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作为蒋介石最高军事助手，何应钦参与指挥了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会战。1944年12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代表中国X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后，何应钦先后任国民X重庆行营主任、南京国民X国防部部长、南京国民X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49年8月到台湾。

何应钦

张治中（1890年—1969年），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八大金刚之一，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忠臣，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中央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与中国X党交过战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从黄埔军校的X期开始，先后担任总队长、教育长、第六期至第二十二期的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期间，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兼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受蒋介石委托负责总司令部机构运行。并先后任武汉方面总司令部学兵团团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校务整理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等职。1930年之后，中央教导第2师参与中原大战。1932年任陆军第5军军长，接替第19路军参加淞沪会战，所率领的中央军部队包括陆军第88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X团山炮营等，其先后发起的庙行、浏河、葛隆镇等战斗被认为是中央军部队打响正面抗日的X枪。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湖南省X主席，国民X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重庆谈判并代表国民X签订《双十协定》。解放战争期间，主持西北行辕军政事务，1949年2月以后，代表国民X与中国X党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留居北京。

张治中

钱大钧（1893年—1982年）是黄埔嫡系高级将领中，蒋介石最亲信的干将之一和高层军事幕僚，被称为蒋介石中央军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之一”。钱大钧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武装X，1924年3月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并任黄埔军校X期中校兵器教官、X总教官、参谋处处长、校本部参谋长等职。1925年先后两次参加东征，先后任军校教导团第2团X团长、第3团团长、第1师师长、第二师师长第20师师长，在国民革命军中迅速崛起。北伐战争期间，钱大钧留守后方任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先后任第32军军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缩编后的陆军第3师师长、江南“剿匪”司令部司令等职。参加中原大战后，任改编后的陆军第14师师长、第89师师长、第13军军长等，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作战。1935年10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X处主任，并兼任侍卫长，“西安事变”时率卫队抵抗而背部受枪伤。抗日战争期间，钱大钧任国民X航空委员会主任、秘书长，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先后参与武汉空中保卫战、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投放宣传蛋、参与处理“长沙大火案”等。1942年任国民X军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再次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侍卫长及X处主任，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大钧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X总统府战略顾问、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等职，后赴香港、台湾。

钱大钧

陈继承（1893年—1971年）是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之一，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陈继承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战术教官，先后任军校教导团第1团第2营营长、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第1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第6团团长、第4团团长，先后率部参加评定广州商团叛乱、X滇桂军阀和第二次东征作战。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第4团团长、第二师副师长、北伐军东路军第二纵队第22师长、第1军第21师师长等职，排名“八大金刚”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之后，陆续出任黄埔嫡系中央军所属部队师、军级主官，系陆军第1军继蒋介石、何应钦、刘峙、顾祝同之后的第五任军长。先后参加中原大战和对鄂豫皖边红军第四方面军及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对红军X方面军及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对湘鄂赣边区红军的“围剿”等作战。抗日战争期间，陈继承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主持中央军校日常工作长达五年，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展示履历教育长时间最长者。1944年后先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川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第十一战区X副司令、北平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X副总司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等，1949年后赴香港、台湾。

陈继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抗战初期，国民X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X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中央军参与的主要战役（部分）

从1946年6月开始，国民党以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全国解放战争也由此正式开始。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先X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1949年4月，中国人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X的覆灭。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X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史称辽沈战役。经过近两个月的会战，东北X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4个兵团36个师共47万人，其中伤亡近6万人，被俘32万人，X和投诚9万人

1948年11月4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X军、中原X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交界处的徐淮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会战，史称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消灭个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1个绥靖区22个军56个师55万余人，其中伤亡17万人，被俘32万人，投诚3.5万人，X2.8万人。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X军和华北X军与国民党军在北平（北京）、天津。X一带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平津战役历时2个月，以北平的和平解放而结束，国民党军共计损失3个兵团13个军50个师52万余人，其中伤亡3万余人，被俘23万余人，被改编25万余人。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

日军在侵略中国之前，对中国军队进行调查认为：中国军队一直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其编制、装备、素质训练都不好，作为国防军是低劣软弱的。并将中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嫡系、中央军旁系和蒋介石统制下的地方军三种类型。在抗战中，中央军的直系部队最为日军重视。武汉会战期间，日军认为“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中国问题，无疑缘木求鱼。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岗村认为：在历次会战中，它（中央军）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评价民国时期的政治乱象：“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X的军权X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X，而在于军事委员长，执政者请示领训，殆无虚日；国计之决，不在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他指出1928年以来的训政“没有党治，只有军治”，“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帐不能写到党治的帐上来。”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评价中日军队：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的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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