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族

独龙族是主要聚居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一个族X，其余则散居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齐乐乡的“俅扒卡”村和X自治区察隅县察瓦洛乡等地。现有人口7310人（截至20X底），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X之一，也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X。其X语言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没有本X文字。

有关独龙族的族源和历史，现存的文献资料只有零星记载。在独龙族地区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如《创世纪》《大蚂蚁把天地分开》《嘎美嘎荷造人》《洪水滔天》，讲述人类的起源、独龙族的迁徙等历史事件。其中《创世纪》中记载“洪水淹没大地，万物悉毁。人间唯余名波与朋之兄妹，逃至卡瓦卡普高山上，始得幸存。其后波、朋兄妹遂婚，生九男九女，九男九女亦互为婚配，分住X，而为藏、怒、独龙等族，人类遂复繁衍”，反映了独龙族族称以及与周围兄弟X之间的渊源关系。

据史籍记载，早在夏商时代，古氐、羌人就已经活跃在黄河上游及青藏高原和今天的四川、云南省境内。独龙族的先民何时到达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带，现无确切考证。独龙族人在历史上一直“逐条条河流”迁徙、居住、繁衍和发展，内部没有统一的族称，不同支系、不同氏族的人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河谷，对外自称往往与其居住地或河谷的名称相同，内部有明确的氏族、家族区别。

在词源方面，“独龙”一词转写成独龙文字方案是tvrung，前一音节tv（独）有“上方、上游方”之意，后一音节rung（龙）是“居住＂的意思，“独龙”一词直译成汉语是“居住在上（游）方（的人）”的意思。从地理位置看，独龙江发源千中国X察隅县，地处恩梅开江上游，是整个伊洛瓦底江水系的源头。故而“独龙”一词的原意应为“居住在上游的人”，是独龙江下江，即今天缅北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两江流域的独龙族居民对其北边——独龙江两岸居民的称呼，后来逐渐演变成中国独龙族的自称。《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记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峨昌、曰撬、曰吐番、曰卢，参错而居”，其中的＂撬”为后来独龙族的旧称”俅“的同音异体字，这是独龙族的名称历史上X次明确出现在汉文史籍中。清代历朝的《云南通志》及《续云南通志》都使用了“俅人”的称呼。

在历史上，保傑族称呼独龙族为“俅帕”，藏族称呼“曲洛”，汉文史籍中转写为“俅子”“曲子”。从他称的来源方面，“俅”或“曲”可能是形成今天独龙族的古代某一支氐羌部落先民的称谓。在历史渊源方面，独龙族与今天怒族自称“阿侬”的支系密切相关。怒族的“阿侬“支系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贡山县，贡山怒族所使用的语言与独龙语完全可以通话，学术上称之为独龙语怒江方言；一部分在福贡县，福贡怒族使用阿侬语，阿侬语和独龙语在语法、词汇上都非常接近，有关专家学者估计语言分化的时间不超过几百年。长期以来，独龙族自称“独龙”“迪麻”，他称有“俅人”“俅子”“俅帕”“曲人”“曲洛”“曲夷”“俅夷”等。1952年，根据其历来的自称“独龙”，被正式定名为独龙族。另外，居住于缅甸的独龙族人其自称不一，多以居住地命名，有“迪就”“迪布勒”“托洛龙”"迈哇”“打斜”等。

独龙族和其他X一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母系制氏族公社的阶段。其主要聚居的贡山地区，两汉时期属越嶲郡边徼地，唐宋两代归“南诏”及“大理”管辖；元朝属临西县辖区，隶丽江路；明代为丽江木氏土司下属的维西县康普和叶枝两土于总所管辖，隶丽江军民府；清朝设维西守备厅，贡山归维西守备厅管辖，隶丽江府。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贡山始被设为县级行政委员，名“菖蒲桶行政委员”，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改菖蒲桶行政委员公署，后置贡山行政区。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归属维西县。中华民国十一年（19X）置菖蒲桶行政区。中华民国X(1933 年）， 云南省X将菖蒲桶行政区更名为贡山设治局。1956年10月，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由于独龙族先民人口较少，又处于不断迁徙流动和不断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此，在元、明以前汉文史书中其确切族称难以考定。独龙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X，为古代氐羌族X的一个组成部分。独龙族的历史沿革和与之关系较紧密的怒、藏、景颇、保傑等族处于一区域发展之中。自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益州郡、永昌郡以来，独龙江、怒江流域这一带地区，即属于当时的嶲唐（今云南保山市）、不韦（今云南保山市南部施甸县一带）二县管辖的范围。

樊绰所撰《云南志》（即《蛮书》），是唐代有关云南的专著，书内《云南城镇第六》记载“镇西城南至仓望城，临丽水，东北至弥城，西北至丽水渡，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 僧耆等十余部落”，西南X研究学者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志校补》中考证认为樊绰所指”僧耆“等部落极有可能为独龙族的先民。从这一时期开始，包括独龙族先民在内，该地区的各少数X便与中原的XX发生了政治关系。在唐、宋两代，这一地区归”南诏“”大理“地方X管辖。

据元、明、清的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独龙族地区归丽江木氏土司和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管辖。有关的汉文史书也开始出现有关独龙族的记载。例如《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记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摩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番、曰卢，参错而居”，元代的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南部，其西北与今X自治区相接。所载”撬“”吐番“”卢“，正是独龙族、藏族和怒族的先民。＂撬”为＂俅”字的同声异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俅（撬）族居住地区的河流名为俅江或俅夷地，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名为俅江。其记述的俅（撬）族分布在俅江流域，然后逐渐南移至下游的独龙江流域，正表明早在元代以前独龙族的先民就已活动在这一带地区。

此后，独龙江上游地区被康普土千总转赠给X的藏传佛教寺庙，由寺庙通过察瓦龙藏族土司向独龙人民征收“超度“费。与此同时，在菖蒲桶（今云南贡山县），藏传佛教寺庙的X势力已伸进独龙族居住地区，以征收“香火钱粮”为名，每年又向独龙人民增派苛税，而同时康普土千总每年仍照例收取“俅贡＂。两土千总的属官每次来收取贡物或苛税时，独龙人除了要为他们另建草房供其住宿并以丰盛食物招待外，还要被迫摊购沙盐，到期无力归还者，便利上加利，最终无力归还或贡物不足者，将被强掠为奴。

距今约二百余年，与独龙地区东邻的保傑族X主，也经常越过高黎贡山，由独龙江下游溯江北进，以纳贡为名，对独龙族人民进行盘剥，继则大肆掳掠这一带的独龙族男女充当X。独龙族人民虽多次联合反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屡遭失败，终以“人骨钱”“人骨税”的形式（独龙语称“目时“，保偎语称“窝卜”)，每年向保傑族X主缴纳贡物或以人抵贡。在反抗战斗中被保傑族X主俘去的青壮年，由各家族共出实物陆续赎回。实物一般是砍刀、铁锅、铁三角、麻布、猪、牛等。独龙族人民陷于贫困和苦难的生活之中。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受清朝丽江知府委派，夏瑚以“丽江知府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身份巡视了怒江流域一带。夏瑚下令怒江两岸停止缴纳对一切土司、X寺的贡赋，并委派”怒管”代表清廷地方X在怒江两岸分段X百姓。此后，夏瑚将所巡查的各处要隘以及风土人情，写成《怒俅边隘详情》一文，逐一分别陈述，并在该文最后提出了十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有“宜建设长官以资分治、宜添兵驻防，以资保卫、宜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宜缴抚吉匪，以除民害、宜筹费设学，以广教育、宜平道路，以通商旅、宜广招开垦，以实边地、宜设关守隘，以清界限、宜改征赋税，以裕经费、宜扶植X，以顺舆情”，并具体提出在“江心坡”设四府一道十三县的计划。夏瑚所作措施减轻了当地各族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至今各族人民对夏瑚仍留有良好的印象。

十九世纪末，法籍天主教司铎任安寿率领数神甫在贡山县北部白哈罗村寨等地修建教堂，除诱骗当地X众信教外，还挑拨各X之间的关系，制造X分裂，激起X众极大不满。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独龙、怒、藏、傈僳等族X众先后焚毁白哈罗等地的天主教堂多所，并杀死数名作恶的法国传教人员。后在法国X的压力下，清X命令云贵总督调大理提督率兵X，并向法国天主教会赔银十五万两，后法国天主教又在白哈罗等地重建教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接替夏瑚担任“丽江知府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段继昌响应革命，贡山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初年，贡山政局混乱，维西的叶枝土司派大X之父和国柱管理贡山。“云南都督”军X成立，宣布在“怒俅两江”上游一带地方，委派“菖蒲桶行政员”，并建立“菖蒲桶行政委员公署“管理，隶属丽江府。1913年农历五月，民国X的X任行政委员到任查办和国柱，罚款白银二百两，用作修筑该县沿怒江一段山路阿达崖路的费用。但叶枝土司的势力并未打击下去，行政委员会在县内收门户税，叶枝土司照旧按伙甲制收纳贡赋，独、怒两江地区仍然是双层X，各族人民备受剥削。

1932年，“菖蒲桶行政委员”改为“贡山设治局”，“贡山”一词即始于此时，系取“高黎贡山”之意（管理权限地位已类似县X）。但民国X的云南省和贡山县的地方X都未能把X察瓦龙土司的势力赶出独龙江，致使察瓦龙土司在怒江两岸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后，在独龙江又维持了十几年的非法X。期间怒江两与独龙江两岸独龙族等各族人民与各族X土司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一方面，各村各氏族组织了统一武装，实行轮流把守；另一方面，XX人物巳在斗争中陆续出现，如布哇尔·布老木松、先久·肯、孔当·顶等，在民众中有一定的领导威望，新的部落组织在独龙族社会里已接近成熟。

江心坡位于今缅甸北部，其北接X，其东紧接独龙江和高黎贡山，其北部重镇就是坎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中国血统，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说着与独龙族相同的语言，自称来自独龙江。两地人民见面互称“陪切”或译为“裴千”，意为“同宗”“同族”“本家”。其中少部分为景颇族、保傑族、倷族、怒族和X。早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英国吞并了缅甸的上下两部。江心坡被占领之后，英国侵略者意图侵占独龙江和怒江。从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英国侵略者又通过威胁利诱、挑拨蛊惑甚至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了片马地区。

辛亥革命成功后，云南交通大队滇藏侦察队队长谭志伊率队员五十余人于同年底以＂怒俅总管”和安定为向导，开进独龙江江尾地方，遭到英国军礼阻挠，双方交火，和安定牺牲。1912年，云南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李根源报请云南总督蔡愕批准建立的“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在殖边队进军过程中，和英国侵略者支持的怒江傈僳族蓄奴主进行了战斗。1912年到1913年，英国巴拿大尉率领两支探测队，一支由迈立开江上溯至坎底，一支由恩梅开江上溯至独龙江、怒江一带，测绘了地图。1931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莫尔斯到贡山，在丹当和普根来两村修了两处瓦房教堂。

与此同时，泸水、碧江、福贡各县，都有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教士、神父等神职人员接踵而来。上述“学者”“探险家”“旅游家””传教士“大多数来自被英国吞并的印度、缅甸和被法国吞并的越南，随之而来的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接着就开始了武装侵略，该地区部分领土被长期占领，包括独龙族的中国各族人民被迫进行进行了长期抵抗。

辛亥革命之后，云南革命党人在怒江各地逐渐建立了革命X，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但随着X的巩固和民国军阀的出现，逐渐开始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X以至大X。福贡、贡山相继发生了官逼X的重大事件。1935年4月25日，福贡发生“民变”，杀死长期盘剥人民的福贡设治局局长史国英及其常备中队长、科长、秘书等九人。民变X被推为设治局局长和县常备中队正、副队长。之后，兰坪、碧江、贡山各设治局一起派兵“围剿”，民变的三位X被诱杀，人民遭到武力X。1945年3月20日，贡山发生了怒江各族人民手持弩弓、弩箭、砍刀、斧头等简陋武器包围设治局，杀死抢劫财物、私种大烟、开设赌局的设治局六人的“民变”。由于历代XX的压迫、X以及近代帝国主义的欺侮，独龙族人口不断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剩下1700多人，几乎濒临灭绝。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所属第七支队进入怒江地区。8月8日，贡山设治局武装被接收。8月25日，国民党X最后一任设治局局长陆双积交出全部武装和印鉴，贡山宣告解放。1950年3月11日，“贡山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1950年4月26日至30日，贡山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撤销“贡山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贡山县人民X，归丽江专署领导。1956年10月1日，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独龙族总人口为7310人，其中男性3562人，女性3748人。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自治县，其余则散居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齐乐乡的“俅扒卡”村和X自治区察隅县察瓦洛乡等地。其中，处在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江乡是独龙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下辖马库、巴坡、献九当、迪政当、龙元、孔当6个村民委员会、42个村民小组。

一般认为，缅甸北部的日旺人（2～3万人，又说7～8万人）与独龙族同属一个族X，分布在江心坡、坎底及坎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的倷、汉、保傑、景颇、纳西等各族杂居。其自称是由“出太阳的地方”即由中国迁去，在语言、传说、原始信仰、体型、生活方式方面和中国的独龙族相同。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为独龙族主要聚居区，隶属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邻X自治区的察隅县，东邻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和维西县，南邻怒江州的福贡县，西邻缅甸的北端。贡山县境内有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及怒江、独龙江。东邻维西县则居于云岭山下的澜沧江边，山高水深，形成大纵谷，正处横断山脉的中心。独龙族居住的独龙江河谷，南北长150多千米，东岸是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西岸是海拔4000多米的担当力卡山。发源于X察隅县伯舒拉岭东南部的独龙江，由北向南从山谷中间穿流而过。河床落差大、流速快，水能资源丰富。但由于山高谷深、地形多样，山顶与江边山脚的气温相差很大，兼有寒、温、热三个气候带，垂直差异明显，立体性特征突出。

独龙族居住的怒江、独龙江、澜沧江地区，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一带气候多样，雨量充沛。独龙族地区北部属温带，农作物有青稞、小麦；南部系X带，可种植甘庶、香蕉等热带、X带作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X大力提倡在江边种植水稻，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粮食种类。除上述作物外，豆类、一般蔬菜、黍类等均可种植。独龙族X众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近年来在江边大量种植漆树、桐树、核桃、茶树、蓖麻等经济林木。其周边覆盖着大面积原始森林，珍贵木材有铁杉、红杉、雪杉等，其中树龄达七百多年的稀有珍贵树木台湾松和树龄达三百多年的华山松，已被列为植物保护对象。

在独龙族聚居区周边原始森林中，栖息有虎、豹、熊、鹿、鹿、野牛、苏门羚、扭角羚、野猫、猕猴、大灵猫、小熊猫等；江边及沟谷有水獭以及稀有的白尾梢虹雉、夹斑角鸡、血鸡、白鹏、环颈雉等。深山密林中还生长和出产各种药材，如黄连、贝母、当归、获芩、大黄、鹿茸、麝香等。该地区地下还有丰富的矿藏，已发现的有金、银、铁、铜、铅、锌、锡、硅、云母、水晶、大理石等。其中在贡山县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大理石，在江边地表已经清晰可见。据初步勘探，仅暴露在地表的大理石，全县达十多亿立方米。

独龙族通用的语言为独龙语，使用者主要是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的独龙族、怒族。在缅甸西北部恩梅开江一带的独龙族的支系格能、日旺人也使用独龙语。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中国的独龙语已基本调查清楚，分怒江和独龙江两大方言，基本特点是：语音上，声母有55个，韵母有132个，声调有3个，分高平、高降和低降3个调类。语序方面，属于SOV型语言，谓语动词居于旬尾。形态十分丰富，保留了古汉藏语系语言的许多特征，语法上主要采用结构助词和在动词前后附加黏着成分表达各种语法意义。缅北的独龙语与中国的独龙语在语法、语音和词汇上有一定差别，直接通话比较困难，但在地域上与中国的方言土语临近的缅甸独龙语，相互之间都可以通话。

独龙族居住区是单一的X聚居区，四面高山耸立，路途艰险，对外交往很不便利。历史上，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独龙语受外来影响小，语言发展较缓慢，语音、语法、语汇具有较大稳固性。由于独龙语区北连藏语区、东接保傑语区，南与缅甸相邻，因此独龙语或多或少从这些邻近X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词汇。新中国成立后，独龙语主要从汉语中吸收借词。随着汉文化不断传入独龙族地区，独龙语中也开始大量吸收了有关政治、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的新词汇，丰富和发展了独龙语。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没有文字，历来都是用木刻和结绳来记事或传达信息。木刻大多用于传递察瓦龙土司的命令和记录本X交往之间的事，个别也有作为结婚彩礼凭证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缅甸日旺人白吉斗·蒂其枯创造了一种拉丁文拼音文字，以其所在氏族“日旺”之名命名为“日旺文“，后被传教士利用，成为在独龙族中传教的一种工具。独龙江南部一带的少数信教X众掌握老保傑文和日旺文。1979年，独龙族人木里门·约翰，在贡山县的领导和云南省X语言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原日旺文的基础上改制了一套适合中国独龙族X众使用的独龙语拉丁文拼音方案。该方案以独龙江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孔当村公所一带的话为标准音点，符合独龙族使用的语言实际。

1983年12月，在云南省X语言指导工作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并编写出版了《独龙语和汉语对照课本》。从1984年起，在县城的独龙族干部、教师、家属中进行培训，并在独龙江乡孔当村公所、马库、孟顶和贡山县小茶腊村的独龙族中进行短期培训。1990年6月，在昆明举办一期独龙语拼音方案师资培训班。通过举办这些培训班，独龙族中有了一些掌握本X语言文字的人。从2001年起，在云南省教育厅X教育处的领导和帮助下，专门组织人员翻译和出版了小学一至三年级《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汉语、独龙文对照）课本，并于2007年7月至8月，在云南省昆明举办了双语师资培训班，推广独龙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独龙族社会还处在原始的父系家族公社X时期，其社会经济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采集和渔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消费来源的一半左右来自采集和渔猎，生产工具简陋，小型铁质工具和木、石工具并用，耕作技术粗放。独龙族的家族公社之间一般都有明确的界限，只有公社的成员才能在本家族的领域范围内从事开荒种地、采集和渔猎等生产活动，越界则受到限制。家族公社的土地名义上归全体成员所有，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已逐渐有了从家族公有向伙有以及个体家庭占有发展的趋势，并相应地产生了公有共耕（整个家族成员集体开垦、集体耕种的方式）、伙有伙耕（由同一家族公社的几户成员合伙占有、合伙耕种土地的方式，伙有耕地由各户平均出劳动力、平均出种子、收获平均分配）、私有自耕（独龙族的每个家庭既参加伙耕或共耕地的生产又都有一些自耕地，就是私有自耕）等三种耕作方式。

独龙族历史上内部没有商人，也没有集市，交易通过走访以相互馈赠的原始方式进行，尚处于以物易物阶段，用于交换的产品也极为有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传入，独龙族学会了开垦水田，种水稻，使用牛耕，逐渐抛弃了使用竹竿、木棒在火烧过的土地上凿洞点种玉米的原始耕作方式，生产水平有所提高。随着社会发展，独龙族的商品意识开始增强，货币交换正逐步形成，个体户、专业户逐渐增多，耕作技术和粮食产量均有所提高，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独龙族以大米、玉米、稗、荞、青稞、马铃薯、芋头为主食，辅以野生动植物。主食以烧、煮为主，常用铁锅、铜锅煮半干半稀的饭，或用竹筒煮饭。比较有特色的食品是夹馅荞粑，即将苦荞烤焙成饼，夹上野韭菜和煮熟的鱼、鸡、猪肉等。菜肴方面，以酒焖鸡和酸竹菜最为有名。受邻近藏族的影响，有“打茶”的习惯。常食蜂蛹、天然的“蜂王浆”、燕窝及鸟蛋。独龙族的日常饮食一天早、晚两顿饭，早餐以打茶或烧烤食物为主；晚餐则以玉米、杂粮或米饭为主。独龙族仍然保留许多古朴的烹调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用一种特制石板锅烙熟的石板粑粑，制作多选用董棕树淀粉，并用鸟蛋和成糊状，然后倒在烧热的石板锅上，随烙随食。

独龙族传统饮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独龙族的服饰较为简朴，成年男女一律袒露臂膀，X都缠裹麻布绑腿，终身跣足；独龙族男女均散发，前垂齐眉，后披在肩上，左右盖耳；喜戴系耳饰、项链和腰圈饰，现男子已极少系戴。男的斜披一条称为“约德格仁瓜”（俗称独龙毯）的条纹麻毯，左右包抄到胸前拴结，胯部通常用麻绳系着一小块叫“能布特连”的麻布围兜着X，左佩刀，右系篾箩。妇女用两块叫“其拉衣约瓜”的长麻毯围身至膝，并包抄向前。自左抄右的，用绳紧紧系在腰间，从右抄左的，则披脱自如，白天以围身麻布当衣，晚上则以之作垫盖。五十年代后，独龙族妇女也穿上了花布裙。每逢外出或入山劳动，独龙族男子仍喜欢把本X最具特色的服装——“独龙毯”披在外衣上。

独龙族的村寨，有的在山脚下的江边，有的在山腰的台地上，有的则在山顶上，大者二三十户，小者一两户，一般在十户左右。因独龙族所开垦的火山地必须在耕种两三年后抛荒另垦，故而村寨虽然固定，但居住地需随之迁徙，即在村寨界限以内X迁徙。因此，当地每户独龙族，在山脚、山腰、山顶都有住宅，形成不定期的隔年流动。一般村与村相距十多里或几十里。同一村寨之内除少数傍江住户相聚而居外，其余散居住户山上山下的住宅相距也有十数里之远。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发水田，大部分人逐渐在江边水田处定居，但仍有不少的人家，在山腰居住。

独龙族人住屋有木垒房和竹草房两种。木垒房呈长方形或四方形，以木板覆顶，再在木板上铺盖茅草；以横木垒砌为墙壁；以木板为地板，并在地板与地面三尺高的空间，用石块或木柱为底梁。竹草房为竹木结构的高脚“干栏”建筑，一端接山地，另一端常面河谷临空架设，距地面一至二米不等。房舍基架柱脚及火塘座，全都插埋于地下，X屋组成一框架结构之整体，主要通行于独龙河谷陡峭山区。

独龙族传统住所

独龙族聚居区交通险峻，独龙族人发明了天梯、溜索、藤蔑桥等许多交通工具。如独木梯，在一根木头上刻脚踏口即成天梯，常用于家里取火塘上方房梁之间搭建的平台“赫尔麦”上烘烤的柴火、粮食等；其次是竹蔑编的软梯，长达几丈至十多丈不等，悬挂在陡崖上攀缘，方便采岩蜂蜜；再是用木条架成梯形的天梯，主要用于人们经常来往的交通要道。独龙族溜索是用竹蔑片扭制成，架设时，先用巨弩把细麻线X对岸，再把溜索拉过去，将蔑索的两头收紧捆扎在大木桩或大树根（溜桩）下即成溜索，溜梆和溜绳是过溜索的工具，溜梆用硬木挖凿而成，上面有眼孔，穿溜绳，人过溜索时，用溜绳把身体紧捆在溜梆上，再顺着溜索滑爬过江。

因竹蔑做的溜索一经风吹日晒很容易坏，独龙族人又在溜索的基础上发明了藤蔑桥。藤蔑桥要用X藤竹索横跨江面，系在两岸的大树桩上，藤竹是独龙江地区的蔓生植物，最长的可达100多米十分坚韧，经久耐用。新中国成立以后，1964年X组织当地人民先修通了县城丹当到独龙江巴坡（原乡X所在地）的人马驿道，独龙江对外的行程时间从原来的七天缩短为三天。1999年7月1日，县城到独龙江乡X所在地孔当的“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现今独龙江虽然每年还有半年左右的大雪封山，但交通状况大有改观，各村通有公路，各条河流上架有可通行汽车的钢索吊桥。

1954年，贡山县建立了独龙族历史上X个邮电局，开始邮政电讯及报刊发行工作。邮电部门在短期内架设了长途电话线，改变了以往贡山跟内地联系全靠函件的状况。1957年独龙江出现了历史上X个邮电所，但山路依然艰险，通信主要为信函和口信。1964年独龙江人马驿道修通后，1966年，云南省邮电局开始架架通了县城到独龙江乡的线路。至此，贡山实现了各区（乡）通电话。到1969年，独龙江各区除最北的迪政当村以外，每个行政村都通了手摇电话。2004年10月，中国移动独龙江基站建成开通，各行政村都通了手机，独龙江跨入数字通信时代。

独龙语称年节为“卡雀哇”（又名“卡尔江哇”），是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人民一年中X的传统节日，时间约在每年的冬腊月，节期的长短常常要以食所准备的食物的多少而定，通常为期两三天或四五天不等。年节期间，各家族相互邀请，友好往来。近者捎口信，远者送去“结绳”或木刻作“请柬”。节日前一天，要准备好酒肉饭食和“拉达尔”。“拉达尔”是挂有新麻布毯的竹竿。麻布毯按家中人口数量悬挂，有几口人就挂几幅，只可多不能少。独龙族人认为，多为预示人畜兴旺，少则不吉利。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青年男女的婚姻，由父母包办。父母商议子女的婚事多在子女幼年时进行，甚至指腹为婚，多是男方主动向女方提出，也有托媒人（一般为村寨头人或家族长）去女方家求婚的。求婚时，一般要备少量的礼物，如一竹筒水酒及粑粑、肉等。若女方父母同意，则将礼收下，如果不同意，则全部退回。退回时，女方常加上一把刀或其他东西作为回礼，表示歉意。有时男方父母亲自到女方家为儿子求亲，进屋后，摆下所带酒水，边喝边唱调子，直到女方父母答应为止。男女订婚之后，男方便正式送礼，礼品一般是一头猪，富者可能会送一头牛、儿口铁锅、一个铁三角、一把刀、一个耳环及麻布、珠子、水酒之类。女方也常送东西给男方。独龙族人认为，女方父母接受男方订礼就表明双方子女已经结婚。独龙族社会中有一定的贞操观念，婚前婚后性X为舆论所不许，但私生子不受社会歧视。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的婚姻习俗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青年男女开始X恋爱，婚前互赠礼物，男方送给女方萝萝、背篮、衣服、串珠，女方送给男方麻毯、绑腿，作为订婚礼物。部分独龙族青年走出了曾经家族间单向循环的姑表婚制，认可婚姻X，《婚姻法》所倡导的一夫一妻制也为独龙族X众所接受。

独龙族丧葬习俗和其对灵魂观念认识来区别安排葬俗。根据人不同的死因，独龙族采取了不同的安葬方式，有土葬、火葬、水葬和露X等，其中土葬最为盛行，其过程和程序也比较烦琐和复杂。独龙族老年人去世后之前，家人就把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或临终前所念之物集中堆放在死者身旁，以慰藉X。人死后要立即进行翻身仪式，并要马上通知四方的亲人和朋友。亲人和朋友听到噩耗要立即停止手中的活，当日不能干活、种庄稼，认为对庄稼不利。同时，亲友要携带粮食、鸡蛋、酒等礼物，前往死者家中吊丧，并举行祭鬼和赶魂仪式，将鬼魂赶到阴间世界，不让其在家中作祟。停尸一般不超过一个晚上，除非要等待远途奔丧而来的亲人。死者在坟墓棺材里要面朝东方，头朝北，脚朝南，有的曲体，有的直体，有的仰卧，脸面必须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坟地的选择多在自家房屋附近的园地，远葬亲人，独龙族人认为是于心不忍的事情。送走X之后，当晚大家在死者家里喝X酒，吃X饭，供祭给X的饭食只有老年人才能吃，或者倒掉。仪式结束，此后不再举行扫墓或祭奠活动。

水葬和火葬在独龙族社会里并不是常见的安葬方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实行水葬和火葬。人死后如果家里陆陆续续不断地死人，这样的情况下采取火葬的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停止继续死人。火葬一般要采用死者房屋的木料做燃料，甚至要拆粮仓的材料，或者是专用一间房屋焚烧，死者生前所用之物，以及祭品要一并焚烧。骨灰遗弃在火葬场上，送X仪式和土葬的仪式相同。此外，死于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人，如得麻风病死去的人也要实行火葬，对此类死者，要直接连X屋一起焚烧。巫师南木萨们说，除非情况特殊，独龙族人均不愿意实行火葬。

水葬一般也很少用，死千麻风病之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有时也用水葬。人们认为死于这类病的人很脏，也很令人恐惧，不便于挖坟，按正常方式掩埋，把死者直接抛入江中，也算埋葬。死者生前所用之物以及祭品也要一并抛入江中。独龙族巫师认为落水死亡或实行水葬的人，其X会受苦。因此，水葬也不是独龙族正常的安葬方式。死在野外，如死在高山上的人，远离家园，不便抬运回家，就采用露X。将死者安放在山洞里，或是能避风雨的大岩石底下，用树叶盖好遗体，或者以衣布裹好就算安葬。采用露X的人在家里也要举行送X仪式。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妇女曾有过文面的习俗。按照传统习俗，女孩子到了十二三岁都要文面。据晚清夏瑚的《怒俅边隘详情》记载，独龙江上游一带”上江女子，头面鼻梁两颤上下唇均刺花纹，取青草汁和锅烟揉擦入皮肉成黑蓝色，洗之不去”。下游的独龙族妇女”女子文面只鼻尖刺一圈，下唇二三路不等”，民国年间张家宾的《滇缅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中记载“女子仅颗部刺以黑花，并不满脸刺也”，即独龙族文面的图案、纹形随各地区人们爱好的不同有明显的差别：独龙江上游一带是满面纹，前额、双颊、鼻子以及上下唇都要刺上花纹；下游一带，有的只在鼻尖和唇下刺二三路，有的只在唇下刺以黑花状的图案。各氏族或家族纹形方面无明显的差别。独龙族人被问起文面的原因时，一般都说是为了防止外人抢劫妇女。新中国成立以后，独龙族基本没有妇女文面。现今一些高龄老年妇女脸上，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面纹。

独龙族文面妇女

独龙族的取名习俗既简单且复杂，男女按出生次序有固定的称呼。如男孩名依次为普（pung）、丁(tin)、奎(kyen)、兹(ceun)、玎(teng)、永(gyung)、贝(peui)等；女孩名依次为娜(nvng）、妮(nen）、恰(kyvng)、嫩(neun）、其(chin)、丹(tvng)等，其名称根据女子（母亲）的生育次序而定的。例如，女子生育的头胎是男孩，就取名普(pu)，如果这个孩子夭折，那么第二个出生的男孩就不能再叫“普”，而叫丁(tin)，如果”丁”也夭折，再生育的男孩就叫奎(kyen)，以此类推。

另外，如果女子出嫁时，丈夫已经跟别的女子（大妻）有了一个男孩子“普”，那么该女子生育的头胎男孩也叫’普”，这样一个家庭里就可能有两个男孩子都叫”普”。为了区别孩子，独龙族往往在孩子的名字前冠以母亲的姓名，也就是”母子（女）连名制”，如以人名“白丽·娜·普”为例，“白丽”是家族名，”娜”是女子（母亲）名，“普”是男孩子的名称，这个连名的意义就是“白丽家族的娜（生育）的孩子普”。独龙族的母子（女）连名制一般用于孩子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孩子成人和结婚后就要在名字前冠以父亲家族的名称，姓氏要更改成父姓。

独龙族的姓氏是家族名称，女子出嫁不改姓，很多家族名称和家族居住地名称往往一致。独龙族人在家族、家庭内部相互称呼，不呼姓，只呼名字，但名字是按出生次序固定的单音节词，这样就会造成同一家族中很多人的名字雷同。为了相互区别，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往往在其已有的单音节名称后再加别的爱称，或者叫别的名称。例如，“普”可以有“普萨尔”(pungsvr)、“普纳”(punaq)、“松旺”(sungwang)等别称，“娜”有“娜萨尔”(nvngsvr)、“娜松”(nvngsung)、“松姬”(sungji)等多种别称。

独龙族人取汉姓和汉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独龙江教书的老师多为汉、白、纳西等X的老师。当时教师短缺，山里学校基本是“一校一师”，给学生取汉姓时，有的老师根据学生家族名音译，如“马必力“家族的孩子就取姓“马”，“杨米”家族的孩子取姓“杨”。有的老师则自己姓什么，就给全班、甚至全校学生取什么姓，以致不同家族的学生往往汉姓相同，独龙族的汉姓姓氏由此产生。因此，今天的很多独龙族人，已难以从汉姓区分出其家族所属。

占卜，在独龙族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独龙族人相信世界被各种鬼魂和神灵包围。在历史上，占卜是独龙族长期以来内心世界沟通鬼神世界的一种手段，曾贯穿于独龙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生产劳作、狩猎、建房、婚嫁、丧葬，还是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人们都要占卜。占卜时，一般先把想要探知的事情的各种结果按对立的假设列出，再行占卜。有的独龙族老人每事必卜，如果对卜示的结果不太放心，还要用其他的方式再卜验证，直到卜示结果多次一致方才罢休。独龙族的每个村寨都有一两个占卜能手，独龙语叫做“莫曾”，“莫”是卦，“曾”是“根”的意思。“莫曾”多为老年人，有男有女，但不是专职的，他们也不是巫师。巫师一般不需要占卜，为病X病时，通过摇铃、击鼓，来探知事情的前因后果。独龙族的占卜种类十分丰富，有碗卜、水卜、酒卜、蛋卜、刀卜、鸡卜、谷卜、竹签卜、叶卜等，而且每一种方式都简便易行，可以随时随地取来工具进行占卜。

独龙族人在路上相遇，都要相互问候，问对方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遇见年长者，年轻的要给长者让路。长途旅行途中野炊，男子砍柴、女子生火做饭，临行时一定要留下一些干柴火，以便于其他人迅速燃火，节省时间赶路。几个人同行，过桥要按顺序一个一个过，老年人和年幼者先过，不允许小孩子在桥上玩耍、逗留；走路也是一个跟着一个，不能随意超越别人，如果有人脚疼或生病落后，要有人陪同照顾，慢慢跟在后面，其他人先行，到宿营地安排露宿的准备工作。由于独龙族地区羊肠小道较多，独龙族人养成了走路一个跟着一个的习惯，延续至今。

独龙族人出远门，比如到行程十几天、荒无人烟的山里狩猎或采药，途中会把携带不便的粮食、衣物等物品悬挂在宿营地的树上，别人路过是不能随意取用或偷盗的，否则会受到山神的惩罚。独龙族人到高山上，忌讳大声喧哗、唱歌和笑闹，否则会引来暴风雪。翻越雪山娅口时，要从山下带一些石块、柱杖、钱币等，插放在以往过埬口的人堆砌的石堆上，祭献山神，以求平安，以往别人放置的东西不能翻动或拾捡。家中有人去世，一个月之内一般不翻越雪山，否则登山会感觉十分劳累，脚上仿佛绑着大石块，独龙族称这种现象为“阿莫尔”。

独龙族信奉原始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具有浓厚的鬼魂观念。在其观念中，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均由鬼灵支配。鬼灵种类繁多，既有山鬼、路鬼、雷鬼、天鬼等自然现象方面的鬼灵，又有人死后由灵魂变的鬼。为祈求鬼灵的庇护，消灾免祸，独龙族X众常举行祭天、祭山鬼、祭树鬼、祭水鬼、祭山神等宗教祭祀活动。这当中，剽牛祭天是最隆重的集体宗教祭祀活动。一般为每年秋季择日举行，最主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是年节“卡尔江哇”上的仪式。剽牛祭祀仪式由巫师主持。仪式开始，用于祭祀、身披独龙毯的牛被牵入场内，拴于一根粗大的木桩上。人们以牛为中心，自动围成圆圈，敲起铓锣，挥刀弄矛，舞蹈跳跃。所有参加剽牛仪式的人都平均分得一份牛肉，大家喝酒聚餐，共庆佳年，并祈愿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独龙族剽牛祭祀仪式

独龙族相信人具有灵魂，死后变为鬼魂，若得罪鬼魂，就会发生灾荒、疾病。独龙族的祭司有“纳木萨”和“夺木萨”两种，由男子充当，均不脱离生产劳动，收入甚微。纳木萨地位较高，主持各种祭祀仪式，驱鬼占卜、招魂治病为其职事。夺木萨社会地位略低，主司跳神驱鬼。另外，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怒江地区传教布道，受其影响，极少数的独龙族X众也信奉基督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独龙族还停留在父系家族公社X阶段，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公社虽已处于X阶段而不再是完整的经济单位，但较之原氏族组织仍在独龙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整个独龙江流域共有十五个由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集团，独龙语称为“尼柔”。这些氏族有叫“木金”的，意为“天上诞生”；叫“当生”的，意为“红皮肤”；还有叫“东勒”的，意为“性格暴躁”等等。有的本身就是地名，如“麻必洛”、“克劳洛”便是独龙江上游两大支流的名称。“麻必”和“克劳”大概是原氏族的名称，但其意义已不可考。而“洛”则是“河谷”的意思。氏族成员间有互相帮助及保护的责任，实行血族复仇制，任何一个成员受到外人的欺凌以至杀害，其他成员都有义务为其报仇。

独龙族的家族公社是由原氏族成员的不断分裂（迁徙）而形成的，独龙语称为“其拉”或“吉可罗”，意为整体、全部的，即为家族公社。公社有自己固定的区域，多以山岭或溪流为界，有公有的耕地、山林、猎场和捕鱼口。一般一个家族公社便组成一个自然村落，每一个其拉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家族长——“卡桑”。卡桑的主要职能是对内领导生产、主持祭祀、排解纠纷；对外负责纳贡、指挥作战和订立盟约。截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独龙江流域共有五十四个家族公社。各家族公社之间独立、平等、互不统属。只有在共同反抗藏族X领主和傈僳族X者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时，一些近亲的家族才会临时结成类似联盟的组织，较强大的家族成为联盟的核心，其“卡桑”便是联盟的X。有时会另产生一个军事X，称“甲卡”，作为“卡桑”的助手。一旦对外战争状态结束，联盟便自行解散。

独龙族基本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这种家庭仅包括夫妻及其子女，三代或四代同堂的较少。一般子女长大成婚后，即另立新居，只留下幼子养老送终，并享有财产继承权。此外，二十世纪上半叶，独龙族还普遍存在着同一祖先的三四代后裔及其X组成的原始X制大家庭，独龙语称为“宗”。大家庭中有几个火塘便象征几个小家庭。大家庭内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实行“妇女分食”和“主妇管仓”制，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当浓厚，粮食、各火塘轮流煮的饭，一切按人口均分。同时，家庭内部的诸多事情，都要由全体成员共同商量，家长不能独断专行，男女地位基本平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独龙族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社会组织和明文法规，但在其社会内部仍有一种世代相传的习惯法，来作为待人处事的规矩、判别是非的标准以及调解内部矛盾的法度，并以此来维护传统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正常运行，即世代相传的社会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譬如，各家族之间或同族内成员之间有了纠纷，在双方争执不下时，通常都由家族长按社会习惯法当众判断是非、进行调解。裁决是非的家族长，在听取双方述说理由的过程中，常以小竹片或玉米粒作为裁断的记号。每方说完一次理由，便可获得一小竹片或一玉米粒，直至双方道理讲毕，以获得竹片或玉米粒多者为胜。获胜者便可把诉理前约定的赔偿物当场带走。对某些难以由家族长决断的是非，则采取“神判＂（即捞油锅）的方式解决，如被告手被烫伤则为输，反之则为赢。

在独龙族的社会生活中，传统习惯对偷窃行为的处理严厉。特别是对偷窃粮食的X，只要证据确凿，很难为社会所容忍。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并抄查其全部财产，因而社会上极少有偷窃的X发生。对千发生于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习惯上被视为整个家族的事情。对此，全家族其他成员都要对当事者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如果要赔偿，则由全家族共同负担。对以上各项纠纷的决断，习惯上除以木刻或立石作凭证外，为消除双方因纠纷产生的不和，通常均要由双方的家族长出面，举办简单的酒宴，彼此共饮团结酒，借以消除不和与仇视的情绪。

在长期集体生产和共同消费的经济生活中，独龙族人民从小就自觉遵循着一定的社会美德。如有事，大家都互相帮忙，举凡盖房建屋或婚丧嫁娶，习惯上都主动相助，不计任何报酬。尤其对老弱孤寡和病人，都有共同赡养和扶持的义务。在分配各种食物时，只要条件允许，总要首先优厚地照顾弱者。有的家族成员甚至主动地从自己的份额里拿出一部分，送给老人和病人。对村里的缺粮户，习惯上粮食多的人有义务予以帮助。

独龙族人民也有许多朴素的道德观念。在相互交往中，人们看重信用、守诺言。在独龙族社会X体中，传统的习惯法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准则，特别是“物各有主，路不拾遗”已成为独龙族社会X同遵守的高尚美德。每年到了生产繁忙季节，各家各户为节省往返村寨和耕地的时间，常喜欢迁住生产地。离家时，主人只消用一根木棍将房门拦上，外人见此标志便不会擅自入内。平时，他们把粮食放在离住宅较远的仓房里，即使不上锁，也不用担心他人擅自拿食。若外出远行，为减轻负重，他们常把口粮和其他食物分成若干小袋，挂在沿途的树枝或放在公共的哨棚里，间或用石头压放作标记，以便返回时食用。凡放在这些地方的一切东西，其他来往行人即使饥饿难忍，在未征得主人的同意前，也不擅自取用他人的食物。

独龙族人民在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以及反抗历代XX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具有本X鲜明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经过文学工作者多次搜集整理，既有反映古代人类征服自然的神话传说，也有叙述X来源、迁徙的创世史诗，还有反对包办或买卖婚姻、描述爱情或婚俗的民歌与长诗和表现近代反帝反X武装斗争的歌谣与故事以及控诉黑暗社会、追求理想未来的长短诗歌，并且有许多奇特的动物寓言故事，成为研究独龙族社会历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较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如《创世纪》《大蚂蚁把天地分开》《嘎美嘎荷造人》《猎人射太阳》《洪水滔天》《坛戛朋》等作品，反映了独龙族人民在社会发展最初阶段的生活斗争图景，记叙了独龙族先民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和看法，也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独龙族古代社会面貌。此外，许多流传较广的民间故事，如《星星姑娘》《渔姑娘的故事》《姑娘与青蛙》《大南瓜》和《太阳山》等，其中既有对社会生活和爱情、婚俗的真实记录，也有对纯朴善良的赞美、对懒惰丑恶的批评。其他还有歌颂独龙族人X帝反X斗争的大量故事，如《反抗察瓦龙土司的斗争》《怀念敌斯柔的战绩》《痛打土司管家》《与蓄奴主势不两立》《布里查坠江记》《美帝国主义分子莫尔士的下场》《独龙族人民狠揍侵略者》等。

独龙族喜歌乐舞，善于通过唱和跳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倾诉内心的喜怒哀乐。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起房盖屋、欢庆丰收等重要场合都要载歌载舞、唱歌对调。歌谣大多有感而发、简洁明快。独龙族的民间歌谣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称为“门珠”，有一定的曲调，一般是围坐在火塘边对歌，每一种曲调都可以演唱较为广泛的题材。另一类叫做“普”，一般要载歌载舞，“普”的前半部分歌词固定，后半部分由歌唱者即兴创作，歌词有字数的规定，上下两句的字数要相同，而且对仗。＂门珠”和“普”都有合唱，对唱和单唱等形式，各种不同的腔调尚未形成较明确的歌种称谓，只能从唱词内容及演唱形式来进行分类。常见的有叙事歌、习俗歌、山歌、情歌、劳动歌、祭祀歌等。其中代表作品有《我俩永相爱》《同我心连心的只有一个》《白云和山泉》《萝胜花》《岩桑》《看一眼》《猎人》《满天的星星》《丁格·白丽》等，流传至今仍为广大独龙族青年所喜爱和传唱。

歌舞伴奏的传统乐器主要有打击乐、弹拨乐和吹管乐。打击乐就是铜锣、皮鼓，吹管乐主要是口弦和竹笛。口弦由竹片制作，有两种：一种叫“冈"，用三片竹片组合而成，演奏时三片并握在左手上，紧贴嘴唇边吹气，右手指边轻轻振动竹片，发出悦耳的音响；另一种叫“麻告”，只有一片，分头和脚，演奏时左手握住头部，右手轻轻一弹，发出乐声。铜锣为圆形，中间突出，敲打时用徙击打中间，大的有二三十斤，两人抬着敲打，小的只有盘子大小。铜锣音域辽阔，声波漫长，数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它是独龙族人主要乐器，一村敲打，数里相闻，使歌舞的人越聚越多。皮鼓主要使用于巫师的祭神驱鬼活动中，在日常的娱乐活动中并不使用，但巫师往往是独龙族舞蹈的领舞者，也往往是舞蹈的原创者。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有编制竹藤篾器、纺织麻布、修理小农具和织补渔网等。其手工艺主要是编织各种竹器和纺织品，独龙族男子几乎人人都会编织，独龙江两岸盛产各种藤竹、竹子，他们编织的竹器皿有背篮、提篮、藤萝、四方萝、簸箕、食品盒等。这些编织竹器多为实用的生活用具，轻巧且结构紧密。有些器皿如食品盒藤萝、四方萝等盛水而不漏，深受邻近兄弟X的喜爱。独龙族男子制作的许多日常用具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像刀柄、箭筒都用细薄的竹蔑雏成的各种图案装饰，美观且便千抓握；箭包用熊皮或岩羊皮缝制，可防箭支被雨露X，经久耐用；弩弓用具有X的＂檬“木或“吉松“木制成，弓身光滑对称。麻线扭搓的弓弦粗细一致，兽骨磨制的扳机激发灵敏；箭用雪山竹削制而成，箭杆笔直，竹蔑箭羽X。

独龙族妇女精于纺织，传统的麻布制作过程烦琐复杂，麻树皮从高山上剥下，用火塘灰水浸泡、煮软，再撕成细条纺成纱，捻成线，然后染色，根据审美需要搭配经线颜色，最终织成麻布，所有工序都是靠人工完成。今天，独龙族女子使用各色毛线、棉线纺织，织出的独龙毯质地更加轻便、色彩鲜明。在色彩的搭配上，各色间隔因人而异。独龙毯的成品幅面约40厘米宽，长几丈、十几丈不等，可根据质地和生活需要缝制、加工成床单、沙发盖、被盖等各种用品，富有鲜明的X特色。此外，独龙族女子用彩毯裁制的绑腿、捞包、短褂等也多有X特色。

独龙族人民依照生产过程和自然的变化，创造出适合于自身生产特点的历算法。他们把一年称为“极友”，每月称为“数郎”，从月亮最圆的那天起至下一次月亮最圆时算为一月，从今年大雪封山起到次年大雪封山时止算一年。不同区域，名称又有不同。有的地区则以“龙”为基数划分每年的十二个节令，如一月称“得则卡龙”，意为“山上有雪“，男子打猎，妇女织布，无农事可做。称二月为“阿蒙龙”，开始种小麦、小米和青稞等。到了“阿暴龙”（即三月），则进入砍火山地、种马铃薯的节令。到了“奢久龙”（即四月），有些鸟开始叫时，除继续砍树烧荒开耕地外，也是撒种种南瓜等作物的季节。到了什么鸟都叫的“昌木蒋龙”季节，人们则开始栽秧和种玉米、鸡脚稗等作物。进入出竹笋的“阿累龙”时，便从事薅草、挖贝母、捕鱼等活动。到麦子成熟、竹笋拔尖时，独龙语称这一节令称为“布安龙”。

之后，到了山上松叶开始发黄的“阿送龙”季节，荞麦、收青玉米、小米和各种瓜类的活动便开始。进入山上下霜、树叶黄了的“阿长母龙”季节，便着手陆续收X和牧草。到稗子、玉米收完的“曹罗龙”季节，山上开始积雪，人们即开始修盖玉米架藏玉米。到山上积雪较厚，各种粮食均已收完的“总木加龙”节令，河谷两岸均已有雪，大家忙着各处找柴，狩猎的“力哥龙”节令来临。独龙江下游的独龙族则采用“花鸟历”，把一年分为花开月、鸟叫月、烧火山月、播种月、收获月等十个季节。每年当春季桃花盛开、“告克拉”鸟叫时，人们便进行春耕播种；当“戛公马巩“鸟叫时，必须全面播种；当鸟王”崩得鲁那”鸣叫时，即宣告一切播种都得停止。

独龙族历算法其它名称及寓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独龙江上江中、北部地区受X察瓦龙土司的X，察瓦龙地区也有一些独龙族居住，独龙族上江居民多与察瓦龙地区的独龙族和藏族联系和交往。独龙族地区的食盐都来自藏区，土司到独龙江来收取赋税的同时，也做茶盐交易。独龙族人在农闲时节，也经常到藏区去，有的是为土司当背夫，有的是走亲访友，用自己编织的麻毯、竹器和麝香、熊胆、贝母、黄连等药材以及各种兽皮与察瓦龙的X做各种交易，独龙族的许多生活用具，如土罐、土锅以及铁三脚架、铁锅等多是从藏区交换而来。

独龙江上江地区的独龙族居民，受藏族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大，过去很多人都会讲流利的藏语，有的人甚至精通藏族各种民间故事和歌谣，独龙族的歌谣“普”就深受藏族“锅庄舞”的影响。在语言方面，很多借词如宗教、商业方面的名词多是借于藏族。打酥油茶，也学自藏族，但独龙族地区不产酥油，过去酥油较昂贵，独龙族就改变了打茶的内容，使用漆油和鸡蛋，混合芝麻、核桃碎末等来打。独龙江上江地区水磨的使用和制造方法源自藏族。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开始，当地党委因地制宜地制订了独龙江地区改造计划，给独龙族X众免费资助犁头、板锄、砍刀、镰刀、斧头、玉米脱粒机和打谷机等铁制农具。同时选派各X干部和技术人员，向独龙族人民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由原始的锄挖变为牛耕，改造田地、开垦水田，逐步推广适宜于当地自然条件的农作物新品种，并开始兴修水利等等。此外，由于国家采取了适当降低商品X价和提高土特产品X价格的补贴办法，有效促进了当地副业的发展，各种药材、皮张等土特产品的X量逐年稳步增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独龙族地区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贡山县已有二十五户独龙族的个体商业户，主要从事缝纫、编织、饮食服务、物资贩运、经销日用百货等，其中，独龙江乡X所在地巴坡办有十家个体购销店。1991年，独龙江上游的布卡旺村出现个体经商者，其后马库、献九当等地也先后出现。同时，独龙江下游的独龙族还与缅甸人做起了边境贸易，或直接出境进行商品交换，或与入境的缅甸人进行商品交易。

1999年4月，云南省委和省X选派由省民委、怒江州及贡山县各部门的技术骨干组成的X工作队进驻独龙江，协助独龙江乡党委X“手牵手”地帮助独龙族人民搞建设，带领X众脱贫致富。到2003年，独龙江乡粮食总产量82.3万千克，人均有粮214千克（含杂粮、饲料粮等），年末大牲畜存栏1022头（匹），年末生猪存栏1617头，年末山羊存栏4075只，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314万元，人均经济纯收入533元，独龙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比之过去已有较大的提高。2006年，独龙族语言、独龙族民歌、独龙族年节“卡尔江哇”、独龙江乡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被列为云南省X批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