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

《长河》（The Long River）是沈从文于193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之一。它经过作者多次修订，也因触及国民XX中的一些弊端而遭到审查机构多次删削。1938年8月至11月间，这部作品在香港《X日报·星座》副刊陆续发表，共6万余字。1945年1月，单行本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印行，共11万余字，将近初刊本的两倍。沈从文原计划创作四卷，但最终只完成X卷。

1934年写完《边城》之后，沈从文感到连年内战影响到了湘西民众的性格灵魂，使得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而长篇小说《长河》的酝酿即始于此。抗战全面爆发后，沈从文曾到大哥沈云麓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这段家乡生活，也为他创作《长河》提供了思路。在此期间，他感受到了本地年轻乡兵保家卫国的热忱，却也因国民X对这个地区的种种“倒行逆施”，更加确定了自己之前的担忧。

《长河》中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1934年至1936年间的“湘西事变”，但沈从文并未将这一事件推到作品前台。小说中让作者花费笔墨更多的事件是新生活运动，在湘西民众眼中，抽象的“新生活”代表了国民党中央势力，这三个字在《长河》X现了50次之多。新生活运动是由蒋介石发起的一场国民教育运动，自1934年2月至1949年2月，历时15年。这场运动试图从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入手，来增进民众道德，也因此引起过一些质疑，比如有人认为蒋介石是想借纠正民众生活习惯之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在《长河》中，新生活运动一开始是一些民众恐惧的来源，后来则成为笑料。

除了新生活运动，《长河》中也有对军队调动的描写，以及对全面抗战爆发前紧张气氛的渲染。在沈从文看来，抗战迫在眉睫之际，国民党却有其他打算，因而他曾计划在《长河》中描写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湘西X军。不过小说并未像沈从文设想的那样写成四卷，最终只完成一卷，这部分题材未被写入。

小说《长河》从最初在报刊上发表，到后来出版单行本，屡遭删削，命运多舛。1938年7月下旬，沈从文在昆明开始创作《长河》，边写边寄给当时在香港主编《X日报·星座》副刊的诗人戴望舒。从8月7日起，这部小说在《星座》上陆续发表，至11月19日，共刊出67期。这个初刊本遭受删削，据分析可能存在几种原因：报刊编辑因版面所限不得不对篇幅进行压缩；国民党审查机关在稿件投邮前进行了检查、删节；系香港的新闻检查机关所为。此外，《长河》初刊本因“作者抱恙”，且“决定出单行本”而未能登完。但有学者认为这个原因并不能令人信服。

1942年，沈从文对《长河》进行修改，并将其分为11章，然而因为新闻审查严格之故，只有4章在当年的杂志单独刊出。也是在这一年，诗人冯至、卞之琳（他们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同事）的诗集在桂林的明日社出版，沈从文也准备在这里出版《长河》的单行本，但书稿被桂林图书检查机构扣下，后经友人奔走相助，才辗转送重庆复审，加以删节，一年后方要回书稿。1945年1月，《长河》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印行，这个机构是由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创办的。之后，沈从文又对这部小说再次进行修订，于1948年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

小说的初版本共11万余字，较之初刊本的6万余字，篇幅增加不少。版本之间的差异，固然有因为审查机构进行删削的原因，但这并非X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初构思《长河》时，沈从文只预备写6万字，但写作过程中发现，如果要在其中包含更丰厚的变动时代的历史元素，需要写成多卷本长篇。1942年沈从文对小说进行了大量修改，可谓“每一段都有润饰，每一章都有增补”。而这些修改，实际上也反映了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变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版《沈从文X》第10卷收入这部小说时，所据版本为1945年文聚出版处的初版本。1944年12月，沈从文曾对《长河》有过大量批注，其中一些佚落，另外一部分作为《〈长河〉自注》被编入《X》。

在这部小说中，沈从文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辰河中部吕家坪码头、附近的村庄萝卜溪及橘子园，将时间点设在1936年秋。

看守滕家祠堂兼摆渡的老水手满满听说“新生活”（即新生活运动）要来了，有些担忧，便去通知橘子园主人滕长顺避难。由于常常阅读《申报》，腾长顺自然也知道一些时事。为了对新生活运动多一些了解，他便去拜访自己的干亲家商会会长，不巧遇到了过来摊派“枪费”的保安队队长。

后来，保安队队长想以很低的价格向滕长顺买一船橘子（实为敲诈），借口拿去送人，其实是想运到外地发财。滕长顺回绝后，保安队队长气得要砍掉橘子树，后来由商会会长出面化解。X次见到滕长顺十五岁的女儿夭夭后，保安队队长就产生邪念，之后再一次遇到，他唱情歌、说烂话，调戏了夭夭。

然而，或许是为了保持小说中的田园风格，前面情节中埋下的矛盾，在小说结尾都被绕开了。小说的最后一章，秋收时节的社戏照例举行，乡人们酬神娱己，尽管外面的世界已是风雨飘摇，小说却在人们朴素的欢乐中画上句号。

总体来说，《长河》的情节并不跌宕起伏，而这正是沈从文有意为之，“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酝酿着新的变格”。

老水手满满与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是远房同宗，却命运不同。老水手曾经营两艘货船，水上运输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厄运突降，妻子儿女均死于霍乱，他的船也出了事。孤身回到自己熟悉的吕家坪后，他负责看守祠堂。他较早地预感到新生活运动可能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困扰，因而对其十分警惕，对军人和保安队也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的这种悲观，并非空穴来风，生活的磨砺让他有着比较准确的直觉，也铸造了他勇于承受与抵抗的精神。在小说末尾，老水手对夭夭说：“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哪一天当真由你来作主，那就好了。可是，夭夭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有些事会要你来作主的。”其中寄托了他对年轻人的一种期待。

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本是水手出身，后来慢慢发展，自己成了船主。因与作坊主的女儿结婚，获得一笔财富，气运加上才能，最终让他发家，在萝卜溪购地造屋，同时买下一座橘子园。他为人仗义公道，在村中颇有声望，与长工相处和睦，将看守祠堂的老水手视为朋友。滕长顺是《申报》的老读者，“目击身经近X的变”，并不相信官员，对国家却有信心，“对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这一情感与老水手的悲观有所不同，在当时的老百姓中却更具有普遍性。

夭夭是滕长顺的X，在三姐妹中“最美最娇”。她个子小小的，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都是“黑中俏”。在沈从文其他小说中，也出现过许多皮肤黑黑的美丽少女，以黑为美，源于他妻子张兆和的皮肤就是“黑黑的”，沈从文将妻子的某些外貌、性格特征投射在了小说人物上。

尽管夭夭面对的人生比《边城》中翠翠所处世界更加复杂，但从她身上却只见翠翠的那种纯真，不见翠翠的忧郁。夭夭性格开朗，口齿伶俐，和那些小军官对话也不怯场。姐姐嫂嫂们在橘树上费力地采摘时，她时而用竹竿X她们，时而去追逐蜻蜓、观察小羊，最后玩得累了，才选一棵最高最大的橘树爬到树顶，要与家人们比赛摘橘子的速度。沈从文将夭夭生命力X的状态，写得十分传神。他将希望寄托在这类X、天真的少女身上（其他的如《边城》中翠翠、《三三》中的三三），这些少女形象正是他美的理想的化身。

在1938年7月2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沈从文谈到《长河》的写作：“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长河》的主题，可用“常”与“变”来概括，正如沈从文在“题记”中所写：“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所谓“常”，是指湘西一直以来人们恒定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那种勤俭、朴素、正直的人性美，那种自古传承下来的优良品德；所谓“变”，就是指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以及战乱所造成的人事上的对立、人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质朴关系的消失。

正因为如此，沈从文笔下的那种“哀乐”，不再是封闭时空中的哀乐。从20世纪初至小说故事发生的193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渗透到了湘西辰河两岸，环境与《边城》中的自足时空已有明显不同。在这部小说里，沈从文无意再营造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而是把现实中正在随着大环境变化着的湘西写了进来，由此，小说对于现代政治冲突给湘西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有力的反映。这就是作品中呈现的“变”的一面。

在《长河》中，老水手、滕长顺、三黑子等人耿直、善良、朴素，努力劳作，这些品质与心性仿佛民间的一种力量，一直延续着。即使大环境的改变让沈从文难以维持之前创作时的心境，但他仍然努力在《长河》中描绘出牧歌景象。这是作品对“常”的一面的呈现。

《长河》的语言如《边城》那样自然而充满温情，但是使用口语的比例更高，其中洋溢着更浓的乡土气息。作为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小说，它的语言少夸饰，不铺张，单纯朴讷却又传神。《长河》不同于沈从文早期作品中“无法自控”地使用方言，也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沈从文一些作品中对方言的努力书面化，其中大量出现湘西方言，是沈从文有意为之的。或许是担心读者难以理解这些方言，他曾为这部作品中的方言一一作了注释，在《〈长河〉自注》中，共收入方言注释158条。这在沈从文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而他的表侄、湘西人黄永玉也认为，《长河》是沈从文“与故乡父X弟秉烛夜谈的X本知心的书”，“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

这部小说篇幅较长，尽管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方言，但方言出现的节奏与频率仍旧是恰当的，不会给人别扭、突兀之感，且地域色彩可以借此呈现。小说对湘西民间场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而方言被恰到好处地嵌入其中，让人觉得小说中的人物本就该如此说话。读者即使对方言中的某个词不清楚，也不会影响对作品的理解，因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和人物、场景已融为一体。

在文学史著作中，《长河》受到了一些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如夏志清认为：“《长河》是沈从文较长作品中X的一本，因为这是他才华的集中体现。”司马长风则称“《长河》是沈从文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可惜是未完成的小说”。

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常常将《长河》与沈从文的另一部代表作《边城》相提并论，如学者张新颖称：“《长河》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X。”学者吴晓东认为：“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仿佛是从‘前史’一下子迈进了‘现代史’。”

在汉学界，《长河》也曾获得佳评，如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长河》是沈从文写田园诗喜剧的最X作品……然而《长河》也是沈从文长篇中最富于历史意义的一种，是对湘西往昔生活方式的一曲挽歌。”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则说，沈从文“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

沈从文最终未按计划将《长河》写成四卷长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遗憾，这固然与他受到当时出版检查制度的束缚有关，但更与其自身所面临的创作困境有关，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沈从文写完《长河》X卷的转年（1939年），受聘于西南联大，“开始了一个作家的学者化过程……其间遭遇的迷茫、困惑与艰难也不言自明。而要将初初浮X面的新的观念原则融入旧有的生活积累，要真正获得一个较为坚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进而以小说形式组织起一场‘多声部’的合唱与演奏，难度自然也就更大”。（学者范家进语）沈从文曾用“秋天的感觉”形容在创作高峰期后所陷入的对人性、生命的沉思，以及对湘西世界渐渐零落的悲愤，在学者王晓明看来，沈从文之所以没有继续创作《长河》，是因为不愿专门去表现那“秋天的感觉”，“妨碍一个作家继续前行的原因尽管有许多，他审X受本身的变质无疑是最致命的一条”。

尽管《长河》受到了海外文学史家、汉学家的高度评价，但这部作品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甚至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外文译本。19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生莉莲·C．︀M．︀朱（Lilian C. M. Chu）提交了毕业论文《沈从文〈长河〉部分翻译并介绍》(Long River by Sheu Tsung-Wen: Introduction and Partial Translation)，其中对《长河》的三章进行了英译。1981年，帕特里夏·伊布雷（Patricia Ebrey）编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在美国纽约出版，其中收录了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翻译的《长河》第三章《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The Orange Grower and the Old Sailor）。德国《袖珍汉学》19X第２期刊登了《长河》的德文节译本，这部作品也被德国学界称为《边城》的“对照物”。

展开[1]糜华菱. 沈从文《长河》的多舛命运. 新文学史料, 2005, (1).

[2]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3]沈从文. 沈从文X.第10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4]黄永玉. 这一些忧郁的碎屑. // 巴金，黄永玉等. 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5]陈思和，刘诗哲. 论《边城》和《长河》的思想艺术特色.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2).

[6]章敏. 论沈从文文学语言的蜕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 (3).

[7]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刘绍铭等，译.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8][美]金介甫.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 符家钦，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

[9]司马长风. 论沈从文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史》节选. // 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0]张新颖.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当代作家评论, 2012, (6).

[11]汪璧辉. 沈从文海外译介与研究. 小说评论, 2014, (1).

[12]沈从文. 《边城》题记. // 沈从文X：第8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13]张新颖. 沈从文精读.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4]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 文学评论, 2002, (6).

[15]刘文楠.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2(3).

[16]关志钢.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 //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X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1991

[17]赵学勇.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1).

[18][日]小岛久代，龙长顺. 沈从文文学中的“常”和“变”——《边城》与《长河》巡礼. X文学研究, 1986, (5).

[19]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20]吴世勇. 沈从文年谱（1902—1988）.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21]沈从文. 致张兆和. // 沈从文X：第18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22]王植. 思想与创作的转折——论沈从文对《长河》的修改. X文学研究, 2019, 37(3).

[23]吴立昌. “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传.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24]凌宇. 看云者：从边城走向世界.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25]汪曾祺.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 汪曾祺X：第3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6]钱理X，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汪曾祺. 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 // 汪曾祺X：第3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8]王晓明. “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文学评论, 1988, (3).

[29]吴晓东. 《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 // 刘洪涛，杨瑞仁. 沈从文研究资料.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30]傅光明. 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 长江学术, 2008, (1).

[31]范家进. 乡村牧歌的渐次喑哑——论沈从文4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 文艺理论研究, 2001, (3).

[32]徐敏慧. 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42(3).

[33]邵华强. 沈从文作品英译目录. // 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34]孙国亮，高鸽. 沈从文在德国的译介史述与接受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