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

曾国，又称随国，周代姬姓诸侯国，西周时期称为缯或鄫，是周王（成王或康王）分封给周朝开国功臣南宫适（即南宫括）之子、周朝宗室曾侯谏的封国，大约存在于西周成康时期至战国中期，立国大约七百多年。

曾国在史籍上缺乏记载，曾国的国名“曾”字，本为蒸汽从箅中冒出飘散状态的象形，即其本意是先秦古人用炊具甑和甗表现蒸食的情景。之后曾国与随国两个名字混用，事实上曾国都城即名随邑，随邑亦代称曾国，但按照西周史官记述曾国事迹的传统，为显周室X的正统而不书其商代已有的旧国名“曾”，只写周代才有的新都名“随”，而东周史家也延续西周的记事传统，两周曾人所作的青铜器铭文却习惯自称为“曾”，于是就造成其国名在典籍中一律称“随”、金文中基本称“曾”的现象。后世出土过不少与随国相关的文物，包括2013年随州文峰塔考古出土的1件随大司马嘉有戈，以及2019年随州枣树林考古出土的1件随仲芈加缶、1件随侯行鼎、1件随侯行簋等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学者肖洋认为曾国也许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称为“随”国，学者李学勤也认为“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学者黄凤春也坚持“曾、随一国二名说”。

曾国至迟在商代已经存在，其地处殷都之南，是商王朝分封在南土的一个方国。西周建立之后，周成王册封南公即开国元勋南宫适为曾国国君，管辖淮南和江夏地区，但南宫适并未到封地就职，到曾国就职的X个曾侯可能是其子曾侯谏。曾侯谏时期的曾国不仅是诸侯邦国，而且是四邻方国的联合体，它把纷争的小方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几度兴起，几度衰落。西周晚期早段，周厉王派遣军队平定反叛的鄂侯御方，他将鄂国公族迁至今南阳安置以延其宗嗣，鄂国的近邻曾国趁机占据鄂国旧土而大有扩张，逐渐成为汉东首屈一指的大国。总之在整个西周时期，周室倚重曾国并赋予曾国以确保南土“金道锡行”畅通的使命，同时将曾国作为征服、监管南土蛮夷的战略基地、将曾人作为征服、监控南土蛮夷的重要力量。

春秋早期，曾国与楚国隔汉水而交往，通婚姻以友好，之后曾随被楚国降服而成为附庸，其疆土也被楚国蚕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亲自带兵发动对曾国的X次征伐，此时曾国疆域辽阔、实力雄厚，又有“汉阳诸姬”作后盾而不惧怕楚国，面对楚国的来犯，曾国开始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致使楚武王X次伐曾之战无功而返。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再度伐曾，由于曾国少师不听季梁意见而一意孤行，加之楚国实力强大，导致曾国少师兵败被俘，曾国国君逃走并最终被迫与楚国议和。公元前690年，曾侯迫于周天子的压力而对楚国疏远，楚武王反而认为曾国背叛自己，于是率军第三次X曾国，虽然楚武王病死途中，但楚军秘不发丧，最终迫使曾国与其议和结盟才退兵。

结盟期间曾侯（雨黍）、曾公（田求）、曾侯宝三位国君分别迎娶楚国女子芈克、芈渔和芈加，其中楚X亲自给曾侯宝的夫人芈加制作“楚王媵随仲芈加”鼎的媵器。公元前640年，曾国（随国）联合汉东地区的诸侯国X楚国，同年冬楚国令尹鬬谷於菟（斗谷于菟）率领楚军对抗曾国，楚军攻占成地而班师。至此曾国的国力逐渐衰落，其势力逐渐退出滚河一带，向大洪山东南麓的漳水一带的苏家垄迁移，苏家垄也随之成为曾国的政治中心。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大举攻楚，兵至于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至曾国并受到曾侯的妥善保护，之后曾侯出兵帮助楚昭王复国。公元前433年，楚惠王熊章为报答曾国帮助其父复国之恩，制作“曾侯乙宗彝”的器具赠送给曾国，但之后曾国的国力逐渐衰弱，出现“世服于楚，不通中国”的状况，直到战国中晚期大约公元前390-前381年被楚国所灭。

部分曾国墓葬X分布图

西周早期的曾国疆域以庙台子遗址为中心，其疆域面积较小，仅局限于今随州漂水以东至今湖北安陆一带的区域；进入西周晚期后，曾国的疆域得到迅速的拓展，西起南阳盆地南部，东到随枣走廊，包括走廊东南端的漳河谷地都是曾国的领土；春秋中晚期之后，曾国的疆域范围也主要在今天的随州一带，曾国的政治中心也从京山苏家垄迁至随州一带。

曾国是一个重民本的国家，春秋早期的曾伯陭曾用钺来治理百姓的罪行，但并非专门用来杀人，而是晓民以刑律并推行政令，春秋时期的曾国贤臣季梁也主张“夫民，神之主也”，提倡遵循农时并教化百姓以存续民力。此外曾国的政治文化中还包括重视承诺，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战中，曾国庇护楚昭王，在回复吴人交出楚昭王的要求时，曾国特别强调守信的重要性，正是这种重约守信的政治文化，使曾、楚两国在战国时期结成特殊的关系。

曾国既与其北方的中原诸国关系密切，也与东北的淮河流域诸侯国交往频繁，因而使曾国不仅历史悠久且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因而出土的曾国文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就包括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比如叶家山、郭家庙等墓地出土的玉器中多次出现羽人造型，玉羽人为人、龙、凤合体，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神、人、动物三位一体观念的延续，象征天人沟通的意义；再比如曾侯乙主棺内棺绘有4个神人、20个X武士，神像形貌十分怪异，人面鸟身或X人身，并且都是赤膊正面、手持双戈戟的形象。此外曾国的丧葬文化也比较独特，分封江汉地区后曾国停用商代残酷的殉葬制度。

学者方勤认为曾国是目前科学考古所见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方国，出土的大量文物能够代表两周时期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体现在音乐、青铜雕塑、漆器等方面。曾国被周王朝分封在汉东后，一直延续自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比如叶家山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比它稍晚的擂鼓墩二号墓都出土了大量的音乐文物，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包括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第八种共一百二十五件以及钟槌、磬槌等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和钟架、磬架、挂钩等，最重要的是自曾侯乙编钟开始，X化的中国音乐框架已经构成并已成熟，至少在公元前433年中国古代的音律学科已构建成熟，并且音乐性能齐备；曾国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器形种类之丰富，铸造工艺之精湛在两周时期都是少见的，曾国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包括范铸法、浑铸、先铸、后铸以及焊接等青铜附件连接方式，以及失蜡法熔模铸造工艺；战国之前的曾国漆器保存不多，曾侯乙墓所出漆器充分体现战国初期曾国的艺术特征，比如出现自然景象、动物、植物、几何纹饰以及神话故事和生活场景等丰富的纹饰题材。

关于曾国的世系，史学界一直处于研究考辩的阶段，由于史料记载较少，故关于曾国的君主世系存在较多的研究观点，比如方勤在《曾国世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认为曾国一共有十八代国君，郭家庙M60墓主和文峰塔M2墓主的名字不详；黄尚明在《曾侯世系考辨》中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在原知曾侯世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曾侯谏、曾侯犺、曾侯宝、曾侯得、文峰塔M4墓主人（不知名字的曾侯）曾侯丙，与方勤的观点略有不同。目前得知的曾侯世系比以前有所增加，但依然不够全面。

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驻军部队开山炸石，扩建营房，偶然使得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墓共出土编钟、编磬、建鼓、悬鼓、扁鼓、有柄鼓、十弦琴、五弦琴（均钟）、瑟、笙、篪、排箫、木鼓等125件乐器，特别是65件曾侯乙编钟气势宏伟，基调与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相通，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能够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乐曲，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曾侯乙编钟钟体、钟架和挂件上铸刻有3755字钟铭，其中既有编号、记事、标音以及音名、阶名、调式、八度组、旋宫法等，还记载有曾侯乙编钟律名与周、晋、齐、申、楚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同时编磬上的708字刻铭也与之相互印证，表明十二律X在曾侯乙时代就已相当成熟。1981年7月，在擂鼓墩西团坡又发掘清理出一座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编号擂鼓墩二号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略晚于曾侯乙墓，其中也出土有象征诸侯身份的九鼎八簋，另有编钟一套36件，编磬一组12件。

2002年11月至2003年4月，湖北襄樊市考古队在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清理两周之际墓葬25座、车马坑1座、车坑2座，其中M1为西周末期曾伯陭墓，出土编铃7件，这是进入新世纪首次考古发现的曾国音乐文物。2009年6月，在随州城东义地岗墓X南端的文峰塔建房工地，一座春秋时期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文峰塔M1”被盗墓者挖毁，经X部门追缴和考古人员翻拣，抢救回8件编钟和4件铜铃，该墓墓主人为春秋晚期曾侯与，是曾侯乙的祖父辈曾国国君。2011年9月，随州文峰塔社区南端的建设工地，编号文峰塔M4的大型春秋墓被毁，后被证实是春秋晚期早段的某位曾侯墓。2011年和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出“曾侯谏”“曾侯犺”的墓葬，其中曾侯犺墓出土最早铸有标识符号的青铜双音钟，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成列编钟。2014年至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出土有两周之际曾子泽鼎、曾子寿鼎、曾仲大夫鼎等曾国X级青铜器。2017年6至12月，随州考古人员在义地岗墓X南部发掘39座春秋中、晚期曾国高级X墓，出土一批“曾公”“曾侯”“曾叔孙”“曾叔子”等铭文铜器，这是首次发现的“公”“侯”混合称谓的曾国大墓。

展开[a]

学者黄尚明认为曾侯谏和曾侯犺是兄弟关系，曾侯犺的父亲是南公即南宫适

[b]

学者张昌平和方勤认为曾伯陭可能是一代曾国国君，但黄尚明认为仅以曾伯陭钺为证据，证明曾伯陭是国君，证据似嫌不足，不过这个墓规模大，还带一条墓道，至少说明曾伯陭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也可能曾伯陭在特殊的背景下，葬礼等级超越了他的法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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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镇烽认为曾侯子的子是曾侯的私名，是用地支的“子”作为名字，曾侯子是春秋早期的一位曾侯，而不是某一曾侯的儿子；黄尚明认为曾侯仲子父、曾侯子昃剑等并不能肯定曾侯子就是曾侯，很有可能就是某位曾侯的儿子，与“曾子某”或“曾公子某”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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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黄尚明认为曾侯（戉阝）在曾侯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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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黄尚明认为该处是文峰塔M4墓主，并且在曾侯得之后和曾侯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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