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 是一部记载设官分职的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为记载周代官职之书，至西汉时始改称为《周礼》，列为礼经，进入儒家五经X之中。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汉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最早收藏《周官》， 因缺《冬官》， 以《考工记》补充。王莽改制时，经西汉大臣刘歆建议，《周礼》被立为官学，传授至今。汉郑玄、唐贾公彦、清孙治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他们的研究著作《周礼注》《周礼疏》《周礼正义》， 都是《周礼》研究的代表作。

《周礼》在汉初最初名为《周官》。《周官》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七略》《汉书·礼乐志》和《汉书·王莽传上》。至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汉书·郊祀志》中仍称《周官》。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之礼，仍然引用为《周官》。《周礼》又有《周官经》之称，见于《汉书·艺文志》。至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礼》。东汉史学家荀悦的《汉纪》中记载：“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土。”但在东汉时，仍有称《周礼》为《周官》者，至郑玄注三礼，乃确定称《周礼》。

关于《周礼》的来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来自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是指《周礼》是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所得古书中的一种。《周礼》一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河间献王传》，根据河间献王刘德的在位时间，可以推理出刘德可能在汉景帝时期从民间获得《周官》；还有一说是李氏献书说，可见于陆德明《释文序录》和《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至今已不可考；又有一说是《周礼》出自孔壁，郑玄的《六艺论》说：“《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览》亦有所记录，但无史实依据。还有一说是西汉孔安国献《周礼》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有学者认为根据孔安国的年龄推断，该说法的真实性不高；又有文帝时得《周礼》说，见于《礼记·礼器》。马融曾发表过代表性的见解，他认为《周官》或出于山岩，由民间献与河间献王；或出于屋壁，即出自孔壁。此书在武帝之前不为人知，武帝时，该书短暂复出后又入于秘府，从此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直到西汉的刘向、刘歆校理图书时，《周礼》始得重现人间。

《周礼》的成书时代是自汉代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汉作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等。整体上说，大多数学者都否定了周公作《周礼》说和刘歆伪造说，战国说得到普遍认可。汉作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胡适《论秦畤及〈周官〉书》、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等。西周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日本学者林泰辅 《周公と其时代》。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认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春秋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金景芳的文章《周礼》、刘起釪的文章《〈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等。战国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钱穆《〈周官〉著作时X》、X《〈周官〉质疑》、 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年代》等。周秦之际说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清人毛奇龄《经问》、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

历代学者大多通过考证《周礼》中的部分职官或若干制度，传世文献的比勘、传世文献与金文的比对、思想脉络的分析、文献与出土玉器的比对几种方式来考证《周礼》的成书时代。现X古学背景下的《周礼》成书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资料——传世文献、出土甲金简帛文献和考古遗存遗物，比如出土玉器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物证。然而确切的成书年代，还需要综合各种证据来考量。

《周礼》 主要记载了周王室和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是中国X部详细系统地记述国家机构和各种职官职掌的著作。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分述六个系统的职官，而皆统之于天官。几乎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

《天官》中说“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面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先总述天官一系自大宰以下六十二种职官的名称、职级、属员数额等编制情况，再分叙各种官职的职掌范围。如大宰是六卿之首，百官之长，天下政务由他掌理，以辅佐XX天下。《地官》的体例与《天官》相同，在“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面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之后，同样先总述地官司徒以下七十九种职官的编制情况，再分叙各官职掌。《春官》《夏官》《秋官》各篇都是如此，五篇中一共说明了五大系列三百四十余种官职的情况。这些官职除个别官职，如《地官》中的司禄、《夏官》中的军司马、舆司马等十数条阙失外，其余的叙述都很具体。包括官职的执掌范围，上至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祭祀等重要事务，下至地方行政，甚至包括了管理平民百姓生产生活的内容，可以说，《周礼》 以大量的篇幅，通过官制介绍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情况。这个社会由各式各样的制度控制着人的行动，秩序井然，各人的负担也很均衡，整个社会呈现出和谐的景象。

《冬官》篇的内容已经亡佚，因冬官司空的主要职掌为工程营造，所以有人用记载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著作《考工记》补之。《考工记》不以“惟王X”开篇，而是：“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说明本篇主要讲述百工之事，所记内容为先秦时期官营手工业中的三十个工种，包括各种器具名物的工艺技术要求及产品质量的检验方法，部分地展现了先秦时代科技发展的状况。

东汉经学家郑玄最早注《周礼》，为《周礼注》。此注本广泛吸收了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逮、马融等人的成果，可以说是《周礼》学的X次总结。此注本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论证了《周礼》为周公所作，使《周礼》取代《仪礼》，成为三礼之首。

唐代大儒贾公彦所著的《周礼义疏》是继郑玄《周礼注》以后又一部重要的《周礼》研究成果，晁公武、 黄侃、钱玄及《四库全书总目》都对此注本给予较高的评价。《周礼义疏》在学术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承指贾公彦之疏继承与发展了南北朝礼学旧疏，启后指《周礼义疏》影响了后世的《周礼》研究，后人注《周礼》时，重郑玄之注者，必重贾氏之疏。比如宋代学者王与之所著的《周礼订义》、X长的《周礼注疏删翼》都保留了贾氏之疏。郑注和贾疏都是《周礼》研究的重要基础。

清代朴学兴盛，也诞生了诸多《周礼》注本。有清代经学家李光坡著的《周礼述注》、李钟轮《周礼训撰》、方苞的《周官集注》、惠士奇《礼说》和段玉裁《周礼汉读考》等，其中以李光坡著的《周礼述注》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成就最大，在学术史颇具地位。李光坡的《周礼述注》是一部体例完整的理学著作，其建立在贾公彦所作的《周礼义疏》的基础之上，集合诸家议论，并阐明自己的观点，分明标出；详细阐释有争议和疑难的部分，以供读者理解。并且，兼具宋儒的辨疑精神和义理解经，体现出由宋反汉的思想倾向。《周礼正义》共有八十六卷，集中了孙诒让的经学研究。这本注疏博采历代众家之长，吸收前人的X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对前人研究的错误及不足进行了修正，是对历代《周礼》研究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大总结。孙诒让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梁启超、顾颉刚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清代新疏之冠”“集历代《周礼》研究之大成”。其使用的“以大宰八法为纲”和“义例归纳”两种解经方法，为疏解《周礼》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对《周礼》进行的大量的文字训诂以及名物制度的考证，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上古社会提供了便利。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三经注疏本也在经学史上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后世学者全面了解清代校勘学、考据学的发展状况，其发凡起例，也对经书校勘和现今的经学文献整理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周礼》对整个经学X有着独特的价值。《周礼》对重塑礼学观念上有重要作用，其中东汉经学家郑玄起到了关键作用。郑玄将《周礼》列为三礼之一，使《周官》成为《周礼》，这一举动改变了“礼”的意义。郑玄重新整合礼经，将《周礼》的典章制度与《仪礼》的礼乐仪轨，使两汉的礼学内涵扩大，礼学不仅指今文经学意义上的“礼”的礼学，而且包括了典章制度，即“礼经”不再指“礼”本身，而且是整全性的“礼乐制度”。此外，《周礼》借由郑玄之手使“以《春秋》为纲”的“孔子之法”的经学X，转向了“以《周礼》为本”的“周公之法”。

X，各篇开头皆有一《叙官》，先列出该篇或属该系统设有多少职官，每一职官的级别及其属员的级别和员数。《叙官》的开头都有“ 惟王X，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五句。

第二，以职官联系着各种制度。《周礼》各篇的内容是以叙述各官的职掌为主，而各级官吏又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工作的，因此其职掌的叙述（即所谓职文）紧密联系着各方面的制度。

第三，《周礼》的职文中还记录了有关方面的经验、技术或人们对某些事物认识，为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价值。

第四，互文见义。具体表现在《周礼》记述的诸多大事，如祭祀、宾客、军旅等，皆由许多官吏共同完成，通过《周礼》记载的每一官的职文加以会通就可以推断出某件事是由哪些官吏共同完成。

《周礼》包括的正义原则，包括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时的出发点为仁爱， 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研究表明，《周礼》作为儒家经典， 其对于“礼”与““义”关系的理解， 与孟子大体一致，也就是《周礼》的基本观念结构还是“仁→义→礼”。《周礼》的制度设计，如保息制度、疾医制度、荒政制度等，体现了儒家的博爱精神。在《周礼》创作的时“公私”在制度规范（礼）层面上的分别有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周礼》的土均、均人的制度设计表现了“义”的原则所要求的公平性。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适宜性原则，指的是《周礼》重视时宜、地宜的观念。

《周礼》最基本的思想是君主X。《周礼》提倡的君主X并非专任暴力的君主X，它反复强调要注意“以地得民”、“以贵得民”“以贤得民”“以道得民”“以族得民”“以利得民”“以治得民”“以任得民”“以富得民”(《周礼·太宰》)。君主应该着重思考如何“得民”。因此，在《地官司徒》里，《周礼》讲述了如何通过井田制使人民富裕起来，如何通过官办学校使人民接受知识教育的问题，这些与孔子主张的“富民”“教民”完全一致。在此基础上，《周礼》提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君主要咨询民众的意见。《秋官司寇》和《地官司徒》曾提到询X，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大会，这种大会主要解决国家有兵寇之难、迁都邑和王无嫡而选庶子为嗣三个问题。有学者提出这种思想具有一点集思广益的X精神，不同于先秦法家专任暴力的君主X。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种“君主X”的思想结构。

此外，《周礼》隐晦地将月令政治模式的要素和理念表现在设官分职的设计中，这种月令思想与模式主要集中记载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这表明《周礼》影响了战国中晚期以月令为核心重构，大一统政治模式的思维方式。《周礼》以天地四方为形式结构，分列六官，以官制为线索来建构了一种理想政治模型，与《十二纪》以月为经，以令为纬来建构的为政纲纪互相补充，呈现出月令政治模式的多种表现形态。

《周礼》没有专辟一章叙述经济思想，其体现的经济思想零散分布于官制的构想设置中，涉及农业、工商、财政收支等多个经济方面，总体来看，《周礼》的经济思想是比较丰富而系统的。从《周礼·天官·内宰》可以看出王朝X者重视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书中所述的一些措施如因地制宜、优选种子等仍有当代意义；《周礼》肯定了商业是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将商人视为社会职业分工构成中的重要一员，将手工业和商业分列第五、六名。《地官·司市》还提出了市场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等等；《周礼》中体现的财税管理手段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备，显示出X者高超的管理技能和对财政工作的重视。《周礼》的经济思想值得后人深入探索与研究。

《周礼》是研究先秦法制的重要文献，书中记载的法制内容涵盖了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组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制X。“典”和“法”相结合的两类规范是《周礼》法X的根本内容，是治理国家的总体性安排。从《周礼》的六官序列可以看出，法体现着天理，是天理或天道的体现。天为阳，地为阴，阳支配阴，因此《周礼》天官设置在X篇，地官居其次。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因此《周礼》地官之后，依次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对应到《周礼》，《周礼》中以刑官司寇掌邦禁、辅佐王政的官员为秋官，可能是取秋天肃杀之意。这种安排表现了《周礼》主张要遵从天理、仿效自然的法律思想。《周礼》中有“命”和“令”两类规范，这是一种王与官僚系统的结合，王命与政令分别是对“典”和“法”的具体实践，而且《周礼》还吸收了“则” “式”等规范，这些内容实际上仍属于“法”的范畴。此外，受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周礼》在社会治理上，强调读法与刑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合理的犯罪预防X和公平公正的刑事审判与惩罚X。

《周礼》的都城规划理念见于“惟王X”“量人掌X之法”“匠人X”“匠人营国”与“匠人为沟洫”五段文字中。《周礼》的都城规划理念以井田制区域规划为基础，强调城乡一体规划，并没有“中轴线”思想。

围绕《周礼》的政治模式及成书时代，学者对《周礼》有着不同的看法，持正面评价的有汉代刘歆、郑玄、 宋代朱熹、清末的孙诒让等人，如汉代刘歆、郑玄有言，“《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即认为《周礼》出自周公之手，郑玄在吸收借鉴前代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周礼注》；朱熹认可《周礼》，但是认为学习、运用《周礼》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要为权位和才能相符的人所用，二是使用者必须先身心内省才能学习政治制度；陈亮《经书发题周礼》和《六经发题·周礼》中大赞周公之道，这一派将《周礼》之说认定为周代制度，称《周礼》为周公所作，完美详尽，不可更改；王安石一直致力于将《周礼》的政治智慧与其变法革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周礼》的内容进行批判式学习。

近现代以来，《周礼》的各方面价值，比如有关《周礼》的政治、官员设置、刑法等方面的内容都被当代学者所研究与利用。随着古典文献的解读深入、新的考古资料的出土，很多学者对《周礼》的认识回归到史料价值，他们认为《周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制度。

《周礼》的成书年代及作者一直广受争议。宋代以欧阳修、苏辙为代表，他们认为《周礼》并非周公所著，其内容荒诞不经。清末以前，大多数学者相信《周礼》中写的是周代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实际官制。20世纪X代以后，学者纷纷对此产生怀疑，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周礼》并非现实情况的反映，只是叙述一种理想制度，如蒋伯潜、顾颉刚等学者。

《周礼》是中国历史上X部国家管理的理论著作，中国古代X社会的机构设置、日常管理都采用了它的诸多主张。《周礼》对古代国家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研读《周礼》是了解古代中国的X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途径。《周礼》运用了各种超经济的行政手段来控制民众，它把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作为君主X存在的前提条件，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权力经济的范本。

《周礼》最初在汉代被发现之后并没有立刻受到重视。汉人刘歆、王莽试图以《周礼》《孟子》等文献的思想资料作为社会变革的依据，开创了将《周礼》用之于社会改革的先河。此后，《周礼》的职官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运用于社会改革。王莽是X个综合运用《周礼》思想对社会实行全面改革的人，王莽的“托古改制”，就是对《周礼》中的制度进行了融合吸收；西魏、北周时期，军事家宇文泰依据《周礼》建六官制度来改变三公、九卿官制的主流官制，成功地实现了官制改革；《周礼》还影响了北魏孝文帝的礼乐制度改革中的祭祀制度改革，具体体现在：一是取消“西郊祭天”之礼，二是实行“夕不杀牲”之礼，三是冬至和夏至当天可以实行“祭日鸣鼓”之礼。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也参考了《周礼》，是王安石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的体现，王安石将自己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天朝田亩制度》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就是《周礼》。在民间，一些乡绅利用《周礼》完善宗族制度和风俗规章民约。《周礼》应用研究成果还零星地保留在奏章、诏书、乡规民约和史志等文献中。《周礼》中对史官作了系统的职务安排和说明，有利于了解先秦史学的产生与发展。

《周礼》的内容丰富，其中的诸多思想被当代学者研究与利用。例如《周礼》对当代廉政文化的影响，《周礼》中的“六廉”思想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不仅为中国古代官员从仕确立了基本的行为准则，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框架。借鉴《周礼》的“六廉”思想，有助于我国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反腐倡廉，提高领导干部为官从政的能力与水平。

《周礼》规定了备荒、抗灾和救灾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如储粮备荒、节财省用、减赋免役等，尤其是减轻刑罚、鼓励结婚等备荒赈灾思想，是在总结前人的荒政思想和历史上的备荒救灾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央XXXX的荒政所作的一个气魄很大的设计，这些救荒赈灾思想对中国历代的荒政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周礼》六艺的有三大教学特色， 即文事与武备兼具；道德与知识、技艺并重；身心交融，人我互动，这些与当代的五育的教学目标相符合。《周礼》记录的周代的教育内容，即“三教”，主要包括“六德”“六行”“六艺”，其中“六德”包括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包括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如今的思政教育也需要部分借鉴吸收周代的教育内容，做到重视道德、伦理和实践三个层面，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

《周礼》关于教化与刑罚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周礼》记述的档案收集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以及副本制度等，对研究先秦时期及整个中国古代档案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周礼》的风景意象对当代同样具有影响，既丰富了后世对山水城市的制度特征、要素组成及空间结构认知等相关认知，也为当前山水城市、公园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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